成功在望

　　如上所述，在亚洲建立世界级大学的计划不仅仅需要资金和决心。要创建世界级的科研能力，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还必须严格以其学术和科研贡献为基础，而并非以教授的资历或政治因素为准则。要达到世界级教育水平，必须拓宽课程和改革教育方法。只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意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另一个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集中资源。不是每所大学都有能力或需要成为世界级的顶尖学府。在一点上，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经验比较有指导性。在美国和英国，高等教育是一个由多种机构组成的分化型体系，而综合性研究大学只是多种机构中的一种。在这些综合性研究大学中，政府的资助经费主要是按照各个学校的学术和科研贡献来分配的，这也就使得学校间形成差异，有的比较出色，而有的相对落后。在美国，资金的募集更加强化了这种分化的趋势。成功本身继续孕育成功，因为学校越强就会吸引越多的资助。相反，在德国，政府的政策刻意地限制学校之间的分化，采取无限制入学，使得所有大学的师生比例提高，把优秀的研究人员隔离到不同的学校，资源的分配以平等原则而非学术上的成就为基准。这些政策摧毁了德国大学在世界上的盛名。直到最近，德国政府才决定集中资源投放在3所重点大学上，以增强他们在全球大学中的竞争力。

　　日本和韩国吸收了德国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有得到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立大学，分别是东京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在日本，至少还有两所公立大学，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他们的名气仅次于东大，而远远高于其它所有院校。中国似乎也在向同样的方向发展。1998年，中国选出了7所重点扶持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大，西安交大。在这7所重点大学里，中国政府更集中投放资源在北大和清华上，势必让他们成为全球排名前20位的世界级学府。同时，由于上海政府的倾力资助，位于上海的复旦和上海交大也获得了相当的资源投放。

　　印度的情况与众不同。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印度政府就已经集中资源创建了5所印度理工学院。这些大学和近20年内又接连创设的10所学院在工程师培养方面都是一流的教育机构，但是他们无法在全球科研竞争中鹤立鸡群。印度政府始终没有系统性地为提高它的十四所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地位作出努力，这些学校存在着严重的资金不足的问题。

　　现任的印度教育部长有决心创建世界级综合大学。但是，印度崇尚平等主义的民主环境限制了优秀大学的发展，因为这种理念使得资金倾向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学校，而学生和教师的筛选也更加着重于取得社会正义而不是依照择优的标准。两年前，印度政府宣布要在每个邦创设1所新的世界级大学，一共30所，这显然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目标。最终，印度政府修正说要在每个至今还没有大学的邦创设1所新的综合大学，一共14所。然而，这和中国重点建7所，而在7所中又重点建2所的目标比起来还是有些不切实际。

　　考虑到海外印度学者在学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要在印度创建世界级大学所需的人力资源是具备的。至于印度社会能否承受吸引海外印度学者所必需的高额薪酬与社会其它阶层薪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还是未知因素。因此，印度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就是允许外国大学在印度建校和创建有利条件让外国和本地私立大学能蓬勃发展。

　　到目前为止，印度至少在一个方面还是比中国有优势的，就是教授和学生们在选择研究课题，以至于发表和检验一些比较异端想法的自由度上。这种自由度是创建世界级大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虽然限制在政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言论自由似乎并不影响让自然科学的发展达到世界级水平，就如苏联的一些院校在冷战时期在数学和物理上所达到的成就。然而，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没有一所近代的综合大学能有此成就。

　　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有另一个潜在的障碍，最近也被讨论地沸沸扬扬，就是其独特的领导责任分配制度，由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共同分担，党委书记同时也担任大学理事会的主席。通常情况下，两位领导是能够有效配合共同完成领导任务的。但是人们担心这种决策体系可能会限制校长实现他的教学目的，因为副校长和系主任等高级管理层的委任都是由大学理事会决定的，而理事会的主席是党委书记而不是大学的校长。中国教育部目前正在试图解决这个有关大学治理的争议。

　　结论：一个正和博弈

　　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大学的崛起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当阻止人员、物资和咨讯流通的壁垒日渐消退，经济发展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亚洲国家将会取得更多的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去创建一流的学院。假如亚洲的新型国家能把资源集中投放在一部分学院，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实现言论和探索自由，他们就能成功地创建世界级大学。当然，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而是需要数十年的努力，但是它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先例都要快。

　　西方世界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前景呢?是威胁还是机会?我非常强烈的认为教育的竞争，同全球化现象一样，是一个正和博弈。

　　请思索下面的这个例子。耶鲁最著名的一位遗传学家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位于纽黑文和上海复旦大学的实验室同时从事研究。另一位耶鲁著名的植物生物学教授也同时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国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研究人员来支持耶鲁的科学家，而与耶鲁科学家的合作提升了中国青年教授和研究生的技能。两方面都获益良多。学生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也是一样。由于全球化增强了跨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交换学生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亚洲大学进步的同时，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也会受益更多。正如每个人都能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中获益一样，每个人也都从思想的交流中获益。

　　最后，提高全世界的教育质量代表着培养更有知识、更有效率的人民。这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社会上最紧要的问题，如长期的贫困、疾病的泛滥、核武器的扩散、水资源匮乏和全球气候转暖的危险。拥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和领导只会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