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世界级大学的条件：教育

　　我们已经讨论了建立世界级研究能力的需要，下面我们讨论改革教育所必须的条件。我之前提到过，亚洲的目的是培养一流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观和创新能力。这使得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官员们更加关注美国那些在课程结构和教育方式上有别于亚洲的一流大学。

　　美国的本科课程模式日渐受到亚洲领袖的青睐。典型的美式本科课程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前两年尝试各种课程，然后决定一门在最后两年专修的科目。这种课程模式主要是基于两个原理。第一，大量接触多元学科能让学生建立新的世界观。这不仅增强学生在所选领域的学习效果，还为他们应对将来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做好准备。第二个原因是，相对18岁的年龄，学生在20岁的时候能对专业的选择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在此，我不希望过分强调这两个论点，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也并没有因为在18岁时决定专业而变得目光狭隘。尽管这么说，我仍旧对美国课程模式的价值坚信不疑，因为它能够在拓展毕业生的视野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世界级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独立而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和纽曼主教开始倡导通识教育的19世纪一样，今天的知识经济依然要求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掌握专业知识，而且拥有对所有新资讯进行透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耶鲁1828年报告》是一份对美国本科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这份报告辨别了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内容’(furniture)这两个概念。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就是获得‘内容’(furniture)，在这万变的世界中没有永久的价值。想要成为商界、医学界、法律、政治和学术领域的领袖，学生们需要的是‘方法’(discipline)，就是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对新的挑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培养以上的习惯，需要配合一种适当的教学方式：要跳出让学生们被动学习和单向式吸取知识的模式，同时要让他们学习独立思考，学会组织和捍卫自己的论点，或在面对新的资讯冲击和有据理的批评的情况下能对自己的论点加以修正。牛津剑桥的个别辅导课程也许正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典范。然而，这种个别辅导课程属于劳动密集型制度，在亚洲几乎无法实践，更不用说在美国了。在美国，取而代之的是互动讨论式的教学法。它以小组形式进行，鼓励学生表达和辨明自己的立场，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而不是盲从。即使当学生人数太多而不得不采用大型讲座的方式时，也会用这种小组讨论环节对讲座进行补充。美国顶尖大学的考试极少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相反，学生需要解决一些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或是从正反两面分析论点并提出自己的立场。

　　亚洲为了创建世界级大学，已经在大幅发展美国模式课程。北京大学在2001年建立了非专业类本科学院‘元培学院’，这项试点计划把一群最具才华的中国学生汇集在一个通识教育环境里。这群学生生活在一起，用两年的时间探索各种科目，然后决定自己的专业。韩国的延世大学也创建了一个类似的通识教育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创设了国大博学计划，学生除了研习自己的专业外，还修读跨学科单元进行全面发展。

　　在过去的6年中，受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国一流大学跟耶鲁大学一直有着紧密的沟通与合作。这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和书记通过参与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研讨班，学习美国大学的实践，同时也分享他们在课程改革，聘任教职人员以及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虽然我不能断言研讨班是直接原因，但这些大学在课程改革的道路上的确进步神速。在复旦大学，所有一年级学生都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多学科教育课程，然后再开始学习自己的专业。在南京大学，学生已经不需要在申请大学时选定专业，他们可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从60多门通识课程里进行选择，最后才决定主修的专业。

　　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比课程改革要困难得多。提供小班教学不仅需要学校投放更多资源，还要求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法来配合。这对于始终采取传统亚洲教学方法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印度和新加坡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受英式教育体制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教师们已经习惯于和学生进行教学互动。尽管困难重重，亚洲各国还是积极的地为此寻求方案，尤其是中国。中国意识到教学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加教职人员中有留学经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在海外学习期间亲身接受了非机械式教学方法。此外，增加相互交流的机会，让亚洲学生到西方学习或是西方学生到亚洲的大学进行体验，也会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