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不寻常的校庆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也是胡适58岁生日。这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然而这时的北平，已经是兵临城下，被围得水泄不通，谁都知道政权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这时，蒋介石派人劝胡适早点离开北平，但是他一直犹豫。12月13日，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动乱和民国初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30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胡适全集》第20卷，第269-272页)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来电话、发来电报，说飞机即将到达，请他“即日登程”。他将校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之后，才决定南下，然而飞机并没有如期到达。直到15日下午，他才与妻子以及陈寅恪等人登上飞机直飞南京。12月17日北大举行5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已经不可能参加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胡适还是在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声痛哭地说：我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这时，“会场凄然断绝”。(《胡适年谱》第702页)

　　结束语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比较一下胡适两次当校长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年代末，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正是国民党刚刚夺得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因为批评国民党而被迫离职;到了40年代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眼看大势已去的时候，他却跟着国民党走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见识，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这样。

　　1947年3月18日，胡适曾经拜访过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他对大使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胡适日记全编.7》，第649页)可见结束训政，是胡适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那年夏天，胡适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文章说，早年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是在最近30年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上却与欧美政党完全不同，这就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

　　为方便起见，他把前者称为甲种政党，后者称为乙种政党。甲种政党有以下特色：

　　第一，党员没有确定人数，没有党籍，来去自由;

　　第二，党员没有纪律约束，没有人干涉其言论自由，投票采取秘密的无记名方式;

　　第三，党派在竞选中，能够容忍并尊重其他党派的权利，也不可能操持选举;

　　第四，竞选结束后，任何一方都有“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都不可能动用警察或军队来打击对方，霸占政权。

　　相比之下，乙式政党便完全不同了：它有严密的组织，确定的人数，详细的党籍登记，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党必须经过审查，党员必须能服命令，而且没有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此外，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得政权时要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因此它绝对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

　　胡适认为，孙中山是个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大革命时，他需要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因此他将国民党从甲式政党改组为乙式政党。现在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是从乙式政党变为甲式政党了。这就是当年胡适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