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抵制“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

　　五、树立良好学风

　　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页)。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六、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如果发现假文凭，便照章开除。但这件事操作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学校根本不存在，发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学校回信后，学生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他不忍心开除这些学生，便建议教务处看看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对学习好的从宽发落。然而教务处的人却不愿开此先例，“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胡适全集》第20卷，第185页)后来，胡适还发现在学生遗弃多年的杂物中，有一个大学的公章和一枚校长的私章。这显然是伪造证件的证据，然而作伪者早已毕业。

　　另外，他还听说四川有位校长每次外出，都要带些空白毕业证送人。起初他还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让他的侄子去考清华。他听了很吃惊，说自己的侄子初中刚毕业，怎么可能去考清华?对方说，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他可以办一张高中毕业证。胡适气愤地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气愤归气愤，但面对这种情况，胡适知道这种文凭的确是“真”的，无论怎样去查，也不能证明其假。

　　胡适认为，这种状况从根子上说与教育部有关。当年教育部废除具有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规定，才使假文凭泛滥起来。如果不能容许具有同等力者报考大学，就等于“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页)，就不会从根本上消灭假文凭现象。

　　重视同等学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把上述事实和想法写了进去。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又提出承认同等学力是“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胡适日记全编.6》第694页)的好办法。()

　　只有唯学历，才有伪学历。看看胡适对同等学力的重视，对于如今治理办假证现象，也应该有所启发。

　　七、提倡体育精神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20个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可圈可点。别的不说，单说他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就让人振聋发聩。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国人心目中，体育的功能不外乎两个：一是争夺奖牌，为国(包括为集体)争光，这是前半句话的所指;二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后半句话的含义。基于前者，人们对中国健儿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夺金获银”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但是我总觉在“体育兴”与“国运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至于后者，许多人热衷于保全个人生命，对身外的大是大非不闻不问，这又隐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无奈。

　　看看胡适对体育的理解，也许可以纠正上述偏见。

　　胡适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喜欢运动。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在队员的厮杀和拉拉队助威声中，他有些不习惯。心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同上，第20卷，第89页)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约在1930年春季，中国公学要召开学校运动会，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他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开幕词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白著《胡适传》第279页)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所谓重在参与，就是体育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以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锦标就是光荣，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实是一种偏私狭隘的见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体育，永远也无法摆脱输不起的阴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再过几年，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小自运动员人格、大到国家的国格就会有缺陷。到那时，即便获得更多奖牌，又有什么用?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13页)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