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上篇：在中国公学

　　一、担任校长之前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二、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页)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限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三、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