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大国，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24%以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趋向极限。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比较中，唯有人力资源可能形成比较优势。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落下帷幕，600多名中外记者纷纷涌向人民大会堂三楼新闻发布厅抢占“有利地形”，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4位副总理在这里与中外记者见面。上午10时30分，上百台摄像机、照相机镜头转向入口处。身着西装的朱镕基、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步入大厅，在如闪电交织般的闪光灯中落座，沸腾的大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记者们的目光聚焦在朱镕基等人身上。

　　刚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语气凝重地说：“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来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过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科教兴国不仅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更是可以影响乃至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国策。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代，时值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种种原因，发展科技与教育在当时尚未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悟出如果不把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可能会严重制约中国的超常规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所以，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从战略的层面理解科技和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1982年，邓小平在论述20年内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198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8年，邓小平深刻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四大不仅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而且也使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正是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探索和孜孜追求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由党的文件上升到国家战略，提出了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