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为了确保将教育优先发展这一战略抉择落到实处，1988年5月起，中共中央决定研究起草一份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1988年，中央就开始研究起草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文件。中央领导和原国家教委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份纲领性文件的研究制定。为确保《纲要》的起草顺利进行，中央不仅专门决策成立了国务院教育研讨小组，而且还特别强调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思路。《纲要》方案的研究和初稿的起草都是由研讨小组完成，然后由国家教委领导进行讨论，再报送中央，各种征求意见的座谈会、研讨会都由国家教委领导主持，由研讨小组撰写报告。

　　《纲要》的研究起草，始终与对我国教育发展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紧密结合。关系到2000年和21世纪初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纲要》提出了3个重要的意见：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的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到突出的位置。在地区发展格局上，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教育发展水平，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当时国家还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加强调查研究，中央许多部门包括国家统计局都曾参与，2000多个县的调查都是由国家统计局进行的。

　　为确保《纲要》更具科学性，教育研讨小组先后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包括人大、政协，特别是跟教育有关的部门，还有经济界、大中小学校等相关人员都参与了研讨。此外，教育研讨小组还专门到美国等国家开了3个会议，以研讨小组的名义听取了包括著名美籍华人专家田长霖教授在内的共26位专家的意见。另外，研讨小组还专门组织在教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名专家就《纲要》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充分地听取了专家意见。

　　在近5年时间里，研讨小组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近千人的意见。中央高度重视《纲要》的制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4次讨论，政治局全体会议两次讨论，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办公会议5次讨论研究，首先在党和政府高层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一个纲领性教育文件。

　　据当时《纲要》研讨小组的人员回忆：

　　《纲要》调研起草可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五年磨一剑”，在改革开放30年中，用长达5年时间制定出这样一份有重要影响的文件实属罕见。其实《纲要》原定于1989年出台，中央原定于1989年5月召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然后再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会议，布置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就教育问题作出的决定，后来为了迎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SergeyevichGorbachev）5月15日的访问，会议决定6月举行，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纲要》的出台被推迟了。1989年底，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再次重新恢复了工作，不过这也为《纲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为《纲要》起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纲要》的总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其中的有些提法却千推万敲，反复斟酌，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比如，《纲要》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低重心”发展战略，提出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在突出位置，同时确立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教育事业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