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国留学——中国开放的前奏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78年6月23日。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由此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留学工作的热潮，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门开启，打破了中国长达10年的封闭局面，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开放的前奏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处在百废待兴之时，当时的清华大学新领导班子遵照邓小平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了清查，提出了整顿计划，写出了书面报告，对某些学校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求中央帮助解决。邓小平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于1978年6月23日下午专门安排时间听取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的当面汇报。这天下午，邓小平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领导蒋南翔、刘西尧等人，一道听取了刘达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对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针对一些人的担忧，邓小平当时就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邓小平还要求：“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由此可见邓小平加快扩大留学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在历史的抉择面前，中国没有走封闭的道路。邓小平的这一讲话被称之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对于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全局高度，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出国学习的战略决策，从而翻开了新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崭新的一页。

　　冰河初开，航路多艰。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是，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封闭，人们的思想很不解放，真正懂得出国留学意义、价值的人不多，相反，人们对出国留学，特别是把人派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还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国家刚从“十年内乱”的废墟上站起，经济受到了严重摧残，国家财政非常紧张，于是就有人问，在这种形势下，花很多钱派人出国留学，有这个必要吗？还有一些人把派人出国留学和发挥国内现有人才的作用对立起来。即使是那些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当机遇来临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回忆：当时我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他们学校的情况，以至如何派遣留学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们只有建国初期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拟订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学者请教。我们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熟悉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史的人想必还记得，1966年6月30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了《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虽然在1973年和1974年，当时的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先后向有关方面呈递了《关于1973年接收来华留学生计划与留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生选派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这个当时拥有近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也仅仅是向海外21个国家派出了337名留学生而已，而同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中小国家一年派出的出国留学人员都远远超出这个数量。

　　这种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痛心地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

　　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的倡导，旋即化为中国政府的决策，由此可见，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设计的宏伟蓝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邓小平发表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人员重要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但是，在国家交往尤其是国际教育交往中，没有政治自信心是不行的，光有政治自信心又是不够的。

　　1978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与对方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是一个有力措施，也寄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不久，美国卡特（JamesEarlCarterJr.）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Frank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其后几年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有关事宜。

　　谈判之门似乎已经开启，但是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赴美谈判代表团只能以民间身份出现。选谁做团长成为当时中央和教育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和教育界有影响，知名度较高，有外事活动经验，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

　　国务院有关部门最后选定了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从1924年起，周培源曾经先后多次往来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先是以学生的身份，然后是以学者的身份，但这一次，他却是以团长的身份赴美，要商讨的问题可能并不比1936-

　　1937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简单。因此，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培源对外只能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出任代表团团长，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也只能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出任代表团的顾问。

　　这段历史现在回忆起来，令人感慨良多。中国代表团于1978年10月7日抵美，先在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参观访问，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开始与美方谈判。美方派出了包括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方面有关人员在内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

　　周培源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1978-1979年派遣的总数500名。”“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当时的中美两国还处于“蜜月”阶段，但由于隔绝已久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原因，双方难免有较大分歧，谈判甚至一度出现僵持局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为准确无误，双方还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下面是当年的11项口头谅解的部分内容：“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等。

　　当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启程抵达了美国。他们到达后还赶上了参加中国驻美使馆1979年元旦举行的中美建交庆祝活动。同时，我国在1979年也热情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访问学者。中国此举引起当时外国舆论的广泛关注，“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并于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有关协议，将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与美方谈判达成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

　　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终于打开，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中国教育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之后正式开启了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新征途，出国留学很快从细流小溪演变成巨大洪流。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原教育部和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历史的可贵在于它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据当年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现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的陈俊亮回忆：

　　作为首批留学生，我当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觉得一切都很突然。

　　那是1978年暑假，当时我在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任职，第一次通知考外语我没有报名，不久，学校第二次动员，我才报了名，报名后10天就参加了考试，到10月份就接到了录取通知，紧接着就是集中学习，那个紧张程度让人有点火烧眉毛的感觉。12月下旬，在邓小平访美前夕，我们一行52人便搭乘当时先进的波音707飞机，绕道巴黎，飞往美国。邓小平对我们这些留学人员非常关心，1979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美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亲切接见留学生，并同我们分批合影。

　　这段历史同样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许谨诚记忆中：邓小平访美期间，我和一些留美同学参加了卡特总统夫人在子午线饭店为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留学生叫到一起，嘱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当时我们感到，小平同志为了派人出国留学，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来看，小平同志作出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扩大派遣留学生是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封闭多年后大开放的开端，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力。

　　它给中国，也给世界一个重要信号——中国的国门已经开放，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满腔热情地学习别人，追赶先进。因此，扩大派遣留学生也历史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