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恢复高考——中国改革的先声

　　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广西昭平县昭平镇上岸村小学一年级贫困生梁丽华同学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春季学期，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农村孩子免除“学杂费”和贫困生“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该校的二百八十七名山村孩子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本报资料图片）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学校教育秩序混乱，学生停课闹革命，全社会没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和活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成为当时加快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虽然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招“新生”，但招生对象仅限于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简称“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一做法一直实行到1976年。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时，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真正被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但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会议基本上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夕，邓小平在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的多次谈话中，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这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邓小平在会前的一段真诚的讲话，深情地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来，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专家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大胆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1977年8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的教育工作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经过代表们讨论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地报告给了邓小平，他对文件详细审阅，并亲自修改。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招生考试于当年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凡是”，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这次会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召开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经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

　　据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回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大家很怕再犯“只专不红”的错误，强调考试了，会不会冲淡政治？会不会让人说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

　　怕人扣这个帽子，所以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这个稿子当时送给小平同志，受到了严肃批评。小平同志看了非常不满，连说了三个“繁琐”，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删掉。后来我们招生文件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起草的。我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这都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1977年，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国家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决定后，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恢复高考动摇了“两个凡是”原则，一些人还有不同意见。其次，1977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当年组织统一考试，时间很紧。第三，试题出来后，却缺少印试卷的纸张。这么多人要考试，上哪儿弄纸呀？

　　当时纸张很缺。最后，为这件事还请示了中央，中央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这才使当年的恢复高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教育界冲破重重障碍，在1977年冬天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一代青年奔走相告，笑逐颜开，对于他们来说，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潮，全国上下读书学习蔚然成风。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灰尘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到处寻找。在全国拨乱反正的大潮下，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拥进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1978年的夏天，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同时还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1.07万人获得了深造机会。冬夏两季，全国共有约1180万名青年参加了考试，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考试，堪称一项“世界之最”。

　　当春雷震荡大地的时候，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春天的万紫千红，却是在春雷滚过大地之后到来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国教育改革中较早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强烈地震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对整个教育事业、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年青一代沉闷的精神状态，激发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广大教师精神振奋，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全国教育风气为之一新；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激活了整个社会，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