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源不断地培养我们的梯队人才队伍”

民营医院要获得与公立医院平等的地位，与公立医院同台平等竞争，必须打通职称晋升、科研立项等多个环节。张阳说，国家新出台的政策规定，民营医院的学术地位和公立医院对等，这就给民营医院留住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现实中，地位对等又很难落实。

“现行的人才体制建设对民营医疗机构不是很公平，希望政府能把我们也纳入国家人才培训计划的范围，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运城空港医院副院长杨俊玲说，国家应当给予民营医院同等的荣誉评定待遇。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投资了多家医疗机构，该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公立医院的医生可以带硕士生、博士生，民营医院的医生就很难带，这不合理。如果民营医院的医生也能带硕士生、博士生的话，就能源源不断地培养我们的梯队人才队伍，这是我们一直呼吁的。

同时，从事业单位退休，和从民营企业退休，又有很大反差，“单位人”与“社会人”的差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只有加快推进国家层面事业单位整体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内外的差别。

私立医院或民营医院的生存之本是患者口碑。专家表示，非公立医院完全可以采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Attending(类似主诊医生)制度，在职称制度改革上先走一步。患者的理念正迅速改变，患者最终需要的是富有责任心、技术精湛的医生，而不只是单纯的高职称。既有独立临床能力、又精力充沛的优秀中青年医生应该成为未来民营医院的主力军。(记者 肖思思 刘翔霄 李亚红)

破解医师流动性难题

让医生流动起来，改变患者看病难，同时更好地实现医生价值，是医改的方向之一。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旨在盘活优质医疗资源的医师多点执业等制度虽有进展，却遭遇“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境况，让医师真正流动起来亟待各方共同努力。

医师“动”起来

医师多点执业是指有一定资质的医生，在完成本职工作等条件下，在多家医院看病、做手术，其实质就是医生兼职行医。作为医改重大举措之一，多点执业政策的本意是调动医生积极性、提高医生收入，同时让患者就近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北京市自2011年实施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到2014年3月共有1412名医师办理多点执业注册。“多点执业，可以盘活优质医疗资源。”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表示，北京高端医疗人才集中，但资源不均衡：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分布不均衡，公立医院与民营医疗机构人才分布也不均衡。

记者了解到，广东省深圳市目前只有36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江苏全省也只有200多人申请多点执业。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注册多点执业的医师总体数量不多，退休医师比例高。注册多点执业的医师主要来源于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且去向以营利性医院和二级医院为主。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平时也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出诊。她认为，多点执业是迈向医生执业社会化的过渡阶段，需要一步步探索，不能停，也不能快。

也有一些医生，离开公立医院自己开诊所。贺周，牙科医生。多年前，他从中日友好医院口腔科辞职，自己开办华景齿科诊所。谈起当年辞职办诊所的原因，贺周说，在公立医院出门诊，最大的困扰就是每天找他的病人实在太多，为完成门诊量，必须尽快看完每一个病人，因此也就无法给患者更细致、更耐心的服务，“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给病人更周到的服务”。

近年来，逐渐有医生离开大医院创办诊所。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勇气，毕竟整个体制对自由执业的束缚仍然很多。比如，教学、科研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比如评职称、养老金等问题怎么解决。

很多医生希望既不离开医院，又能自己开办诊所。现在百姓看病难很大一部分是看专家难，而鼓励在职医生开办诊所，就是将大医院的专家门诊进一步分化，补充到社区医疗服务中去。北京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将允许在职医生开私人诊所。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处处长路明表示，在职医生申请开办私人诊所将参照社会资本办医流程，由卫生计生部门审批，“只要政策允许，审批流程会尽量简化”。

遭遇“肠梗阻”

作为医改重大举措之一，多点执业政策的本意是好的，然而它并不受在职医生的待见：很多医师宁愿暗地里“走穴”，也不愿注册多点执业。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认为，医师多点执业存在各种“玻璃门”。多点执业试点几年间，从试点情况来看，并没有大的起色。

目前，各地多点执业一般都要通过个人申请、所在医院同意、卫生行政部门注册批准，因此所在医院的态度成为注册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北京一家中医门诊部负责人反映有的医院对93岁的“老中医”也不同意其多点执业，“扣着老人的医师证不放”。

民营医院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最近没有争取到一名医生前来多点执业。院长卓永岳说：“现在专家来临时会诊，靠的都是私下交情，一次直接给专家个人600元至800元不等。”

“允许名医专家多点执业，可能会‘肥水流向外人田’。”北京一位三甲医院院长坦言，自己希望引进更多的名医，但会“按住”本院专家外流。很多患者是慕名而来，大专家出去会带走一部分就医人群。

记者调查发现，公立大医院大多对此不积极。“医院培养医生，给他发工资奖金，给他发展空间，最后成果却分给了其他医院，这有些不公平。”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说，从人事管理角度来说，医院间很难合理分摊医生的培养费用和待遇开支。

不少医生则表示，如果所在医院不同意，自己不会去主动申请多点执业。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张医生说：“工资收入、职称晋升、申请科研等都由医院决定，如果我不安分，会影响自己前途。”北京某医院一位科室主任也表示，万一因多点执业留下“不安心工作”的印象，枪打出头鸟，医院可以解聘你，而一旦失去大医院这座靠山，“光环”也就弱了。

谈到在职医生开诊所，记者在一些医院采访中发现，在职医生普遍对私人诊所持观望态度。多位在一线工作的医生向记者吐露，私人诊所，对于当下现实的医疗市场而言，还是“水中月”“镜中花”。

北京现在很多三甲医院，一个专家平均一天接诊几十位患者，有些医生忙到没时间喝水、吃饭、上厕所，哪里还有时间出去开诊所。另外，除了中医的推拿、针灸或是牙科诊所起步的难度较小之外，对于西医而言，要成立一家私人诊所，不可能只由一名医生组成，包括化验、检查怎么办?选地方、添设备、雇人，加起来成本非常大。

开办私人诊所后贺周发现，自己需要操心的事不只是诊疗技术，还有市场经营，“技术能力是可控的，可是市场经营变化多端，情况复杂，让你捉摸不透”。为了能让自己的诊所持续经营下去，留住患者、吸引更多患者上门，他不仅天天出门诊，还要负责员工培训、制定精细化服务流程等。

管住该管的，放开要放的

“这种现实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反思。”廖新波认为，要让更多医生主动选择多点执业，首先要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促进用人方式的多样化。

多点执业需要处理好医生执业方式选择权、医院用人权、医疗服务监管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对制度的一种重塑。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指出，政府放松对医师执业地点的管制相对容易，只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修改相关政策即可，但是多点执业的广泛推行，需要多样化的用人方式相配套，需要完善以人事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各方面政策制度，让各方的责权利相一致。

“政府只要管住该管的，不该管的一定要放开。”钟东波说，政府行使好医疗服务监管权，对医师资格和医疗安全质量进行监管，如严格要求医师必须进行执业注册，必须在医疗机构行医。而诸如多点执业应不应该“经所在单位同意”等，则不应是政府监管内容。政府规定“需经所在单位同意”，则限制了医生执业方式选择权;规定“不需要”，则有剥夺医院用人自主权之嫌。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是一所民营医院，该院院长胡澜希望政府将医师申请多点执业由审批制变成备案制，离退休医生应该不受限制地多点执业。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医疗改革小组成员胡善联表示，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医生办诊所等让医生流动起来的改革，都需要有配套的政策加以保障。比如，母体医疗机构如何设置多点自由执业医师的工资;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自由执业的医生如何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私人诊所能否纳入医保等。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前行。(记者 李亚红 肖思思 李劲峰 刘翔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