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鹏

 　　11月24日,甘肃会宁，赵小虎兄弟三人蜗居在县城仅有15平方米的出租屋内读书。他们家是会宁陪读家庭的一万分之一。陪读的爷爷靠摆水果摊挣生活费，奶奶为他们洗衣做饭。 本报记者 张鹏摄

　　甘肃会宁——这座古老的县城是中国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可它的房价高得令人咋舌，均价2700元的房价直逼省会兰州。推高房价的重要人群，是来自四周乡村的农民。尽管平均下来，他们每年的纯收入，还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但许多农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进城，这并不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用当地人的话说，这要归因于“教育产业”的带动。

　　高房价的贡献者一部分来自会宁籍大学生的反哺，一部分来自乡村陪读家庭。事实上，乡村陪读家庭能买房者，凤毛麟角。他们中的大多数，蜗居在县城窄小的出租屋内，梦想着改变未来。

　　在甘肃会宁这个以教育著名的高考状元县，陪读家长的数量惊人：“上至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下至而立之年的父亲、母亲，陪读者遍及城乡”。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听过“陪读”这两个字，而是代之以“跟着娃娃念书”。

　　据会宁县教育局的统计，“全县有中小学生14.8万多人，其中县城学生4．5万多人，按保守估计，全县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多人。”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陪读家庭除了大量分布在学校集中的县城外，在许多中心乡镇学校周边，陪读同样蔚然成风。

　　“陪读现象在会宁，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非常典型，非常普遍。”王富葙说。王是会宁县电视台记者，1年前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题材，将镜头聚焦陪读族，拍摄了一部叫《黄土魂》的纪录片。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何以制造出规模如此庞大的“陪读农民军”？

　　“我们这辈人，全部是奴隶，下苦供着娃娃”

　　“供孙子上大学，将来看我们能不能也享点福”，张桂芳有着农民式的智慧，“儿子这辈家里穷，供不起，到现在还抱怨。”

　　2009年11月24日晚。清冷月亮孤悬夜空，67岁的张桂芳老人佝偻着腰，摸黑走回县城的出租屋，卸去肩上三五斤重的尼龙袋，嘴里直哈白气。堆在墙角的袋子里塞满了捡来的废纸、塑料瓶——这是老人每天徒步环绕县城一圈，翻遍全城垃圾箱的“成果”。情况好的时候，这些捡来的废品，每月可以换回300多元的收入。

　　张桂芳老人“点”（当地方言，意为租——记者注）的房子离会宁二中仅几百米。这片名叫西河滩的偏僻区域，近年租房生意火爆，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住满了学生和家长。即使房东们不断修葺新的房屋，依然供不应求。尽管租金低廉，但对于很多陪读家庭来说，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项开支。

　　像张桂芳老人这样，来自乡村的陪读家长，大多聚居在学校周边。不大的会宁县城，业已形成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

　　张桂芳需向房东支付每学期320元的租金，这项花销，自从大孙女三年前考入会宁县二中便开始了。这一年，这个农村家庭放弃了乡下18亩的土地，整体搬入县城。

　　农民离开了土地，生活成本立即上升。儿媳说，“跑得慢些，连吃的面都没钱买了。”

　　她的丈夫张玉昌，靠开三轮淘沙谋生，而她自己，每天要奔波于建筑工地和家之间，一边给孩子做饭，一边打小工赚钱。

　　在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张玉昌看来，这很像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如果输了，3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他只能重返土地，领着孩子回老家放羊。

　　幸好，他“赌”赢了。今年高考，他的女儿顺利考入甘肃省中医学院。

　　“我们会宁四五十岁的这辈人，全部是奴隶，下苦（当地方言，意指辛苦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记者注）供着娃娃呢。”张玉昌自嘲说。这位饱尝没有文化之苦的农民坚信，“只有让娃娃考上大学，才能改变一辈子的命运。”

　　王富葙是土生土长的会宁人。据他观察，会宁的陪读现象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

　　“他们生活在底层，却升腾着一种希望。”这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会宁人渴望教育的心情，就像“渴望老天下雨一样”迫切。

　　32岁的农民张建国，已经等不到孩子升入中学，就迫切地把分别只有4岁和5岁的儿子、女儿，从农村带进了县城的幼儿园。他的老家，在韩集乡袁嘴村西湾社，那里没有县城才有的“漂亮的幼儿园”。张建国已经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守在县城，供孩子上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分信心来源于堂兄弟们的选择。明年，这个家族将有5个孩子角逐高考。无一例外，这5个高三孩子的家长均已在县城陪读多年。

　　“农村学校吃不饱，县城学校吃不了”

　　从幼儿园开始便到县城陪孩子读书，张建国并非孤例。

　　会宁县幼儿园校长薛玉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是整个会宁县唯一的一所县教育局直属公办幼儿园，学生数量已逼近1000人，而将近1／3的学生来自农村——对很多农村家长来说，能进入这所幼儿园，意味着孩子将来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县城任何一所小学，进而升入初中。

　　大量涌进幼儿园的农村孩子，直接催生了大班额的出现。目前，这所幼儿园最大班额的学生人数已经突破50人。

　　这也让薛玉霞忧心不已：班额过大，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

　　这两年，每到秋季入学，这位年轻的女校长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县教育局对招生数量严格控制；而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家长跑到她的办公室，“求情下话”，这让她“心里很过意不去”。

　　县城学校的大班额现象，从幼儿园开始，一路延续到中学。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县城学校班额过大的问题，会宁县曾于2006年建设了会宁县如东友好小学。同时，在这所学校展开小班教学试验——每个班至多不能超过35名学生。如今，这所小学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两年。

　　该校副校长王向红告诉记者，2008年从全县小学分流过来的800多名学生中，80％来自农村。

　　而在会宁县枝阳中学、会师中学两所地处县城的初级中学，特大班额现象均不同程度存在。

　　距离县城仅15公里的柴门乡中学，是离会宁县城最近的一所农村中学。从2006年开始，副校长窦顺宽明显感觉到初中的班额在缩小，学生人数呈递减之势。无疑，流失的学生进了城。

　　这条流失链条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农村的学生往中心乡镇转，乡镇的往县城转。”

　　窦顺宽说，农村学生流失现象在会宁普遍存在，导致“农村学校吃不饱，县城学校吃不了”。

　　生源问题是困扰柴门中学办学的首要难题。在窦顺宽看来，“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该校将教师培训、教研教改、学校内部管理作为提高教学质量，进而稳定生源的头等大事来抓。

　　在山大沟深、交通异常不便的会宁县，尽管“撤点并校”工作谨慎推进，每个乡镇和行政村都保留了一所中学和小学，但还是加速了一部分学生流向县城的步伐。

　　张建国便是出于这种考虑：家门口的学校撤并后，他的孩子上学，需要翻山越沟，徒步走3公里的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