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的生产管理让学生不堪重负

　　“学生工”们和普通工人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每天至少要有10个小时的时间处于紧张的站立工作状态。小蕾说她进入厂区之后印象深刻的就是“站立”。实际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时间还不止10个小时。如果是上白班，工人们每天7点钟之前就要起床，然后挤上巴士，到厂区后打卡还要集合，领导训话。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间只有吃饭时能坐下休息，直到晚上8点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挤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后一般都在晚上9点以后了。

　　长时间的工作让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的“学生工”们疲惫不堪。女生小玉说：“在工作时，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别困，总是红红的，大家都以为我哭了。有空的时候，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睡觉。在我的那条线上，一些新进来的员工因为受不了长时间地站立工作，常常会哭起来。我还亲眼见到新员工干着干着就晕倒了。”

　　而让很多学生不能接受的是厂里“训话”的管理方式。小玉说，他们每天上班前要经过面无表情的保安的严格检查。这些保安往往在企业内部拥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经常趾高气扬，言语粗暴。她感觉，似乎工人们的工作永远都不能让管理层满意，他们总是被训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线长就曾经这样警告他们：“以后你们如果不认真干活儿的话，把我惹毛了，你们每天都要挨骂。”

　　作为“学生工”，小蕾等对工作感觉疲惫不堪，“感觉从梦中醒来就要干活儿，干完活儿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

　　正是这种严苛的管理让很多“学生工”在工厂上了十几天班之后觉得无聊、辛苦，就跑掉了。对于这些跑掉的学生，学校会以不发毕业证来要挟。梁淑美说：“为了防止学生半路逃走，有的工厂还和一些中职学校签署了协议，要求学校保证学生的流失率不能高于多少，否则就不给学校缴纳‘用工费’。”

　　是职业学校，还是中介机构

　　记者从公开信息了解到，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富士康集团已经与国内多家职业院校签署了实习约定。2009年，重庆市119家职业学校与富士康集团共同签订了实习员工管理协议书。协议规定学生实习有“2+1”或“1+1+1”两种方案，“2+1”即前两年在校园学习，第三年实习就业;而“1+1+1”即指第一年在校学习，第二年在工厂顶岗实习6～9个月，第三年实习就业。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则下文要求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动员并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西省教育厅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组织省内各职业院校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

　　急着把这些对职业教育曾经充满憧憬和渴盼的孩子推向企业变成“学生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大规模地退学，家长对掏钱把孩子送去读职高产生恐惧感。

　　这些以实习的名义进入企业的“学生工”，虽然其身份依然是学生，但同时却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为实习，但对于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在实质上意味着他们学生时代的结束，而成为属于企业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

　　记者了解到，有些“学生工”跑回学校要求换其他的实习岗位，学校一般会承诺安排，但安排的最后结果有可能是跟着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赴企业。

　　这些在企业实习的“学生工”可以选择在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但许多人并不会作此选择，来企业实习对于很多“学生工”来说就意味着已经和学校脱离了关系，成为“企业的人”了。

　　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有两年的潘毅教授说：“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学校已经成为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劳动力的中介公司。”

　　“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绑架。他们一方面收取学费并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他们却未能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潘毅说，“打着‘工学结合’旗号的实习，既做不到专业对口，也谈不上促进学业，更没有因为他们‘学生工’的身份而为其提供合法的劳动保护和保障，这种学习经历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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