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此次外界普遍认为，实施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对此您是否赞同?您认为仅靠动态调整机制，是否可以避免在实施“985”和“211”工程时出现的入选高校与非入选高校两极分化问题?

别敦荣：不同大学竞争进入“双一流”建设的行列，这是有竞争激励意义的。但单纯靠这一措施不太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因为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只是少数，在国内2500多所高校中，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可能也就在100~150所左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避免两极分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动态调整，能够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范围也不会很大，高校之间的差距可能因“双一流”建设而拉大。

所以，“双一流”建设不是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重点支持建设的政策举措。它就是要让一部分大学跑得快一些，让一些大学办得更好，而这必然就会带来学校之间的差距。

储朝晖：我个人并不认为实施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它只是在方式上相较于过去有所改变。

打破身份固化可能会激励更多高校去争取建设一流高校、一流学科。但是当身份制不断滚动的时候，高校为了实现或者达到既得利益，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对功利的措施，很难稳定下来去作长远的规划。

大学办得好不好，最终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学校自身。当然，政府的投入是必需的，但它更多的应该是监督，而不是用钱来做诱饵，从而让高校达到一些既定目标。

当初的“985工程”“211工程”是给少数高校开了一个特殊的“小餐厅”，现在的“双一流”建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依然是给少数高校开“小餐厅”。政府需要给高校财政支持，但高校要怎么办好，还是要靠它们自身去探索，而且办好的方式是不同的，不应该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判断全国几千所高校是否是好的高校。

程方平：单纯通过这个方案很难避免两极分化。因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鼓励一般院校发展，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相关政策其实是空缺的。

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一些修改，使普通高校的发展真正纳入到法律轨道，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真正起支撑作用的措施。比如美国曾经为了支持涉农学校的发展推行《赠地法案》，但我们一方面鼓励学校发展涉农产业，另一方面地方却宁可用闲钱发展旅游也不支持高校。即使地方院校做出成绩，关注度依旧很低。地方政府没有给予相应的回应，如此怎能激励地方院校呢?

程莹：我觉得，打破身份固化这一点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否真的打破了，现在并不清楚，怎么打破的现在还没看到呢。

比如说，100多所“211工程”学校假如最后只有3所滚动的话，也是打破了身份固化，可是这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如果说“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学校中真有几十所学校在“双一流”中得不到支持了，那才算是真的打破了身份固化。

现在，关于“双一流”建设，很多东西还不好评论，因为到底要怎么做我们还不知道。说它好或者说它有问题，都只是就文本而言。

《中国科学报》：针对已经出台的实施方案，如果请您给高校提出一些建议的话，您希望高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重点抓好哪些工作?

别敦荣：对高校而言，第一要认真抓好落实。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很多高校重申报、轻建设，到最后要验收的时候，就把各方面的材料拼凑一下以应付验收检查。这是一个普遍问题。所以，在“双一流”建设中，不能再重蹈覆辙，而是要真正抓落实、抓建设。其次，在实施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学科和专业建设来做文章，要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下真功夫。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紧紧地结合起来，达到出人才、出成果的目的。抓住这两条，“双一流”建设就有可能取得成效。

储朝晖：我认为，关键是高校要理性地对待“双一流”建设，不要简单地为“双一流”的各种指标所左右，而是应该按照既定的思路去发展。

这个文件出来之前，已经有不少高校开始准备“双一流”建设的工作了，比如把一些跟它无关的院系、不紧密的学科撤掉，就像是在同一个赛场上跑步，大家都采取一些措施，好让自己跑得更快。但是高校办得好不好，并不是简单的行政领导就能决定的，还是应该根据其自身发展规律进行。

所以，高校当前应该基于理性和专业进行判断，避免“双一流”建设成为一个新的行政杠杆，从而影响其自身的发展。

程方平：高校首先要做的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一定要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历的改革中，哪些是真改革，哪些是走形式。很多时候，我们以前认为自己做对的事情，反而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笔和隐患。此类事件出现了很多，但没有人真正反思。比如在教学科研上，我们有很多形式主义的措施，这些都是束缚教师和学生发展的枷锁。即便通过这种方式挤出了一些成果，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所以，我们应该让高校基础功能简单化和实用化，让行业多评价，让社会多评价，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评价。

另外，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高校是社会的智库和文化的引领者，但是目前我们的高校很难扮演这种角色。我国现代社会过于商业化，如果在文化层面没有一个稳定的引领者，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高校也应该反思，自身怎样才能承担起人类知识文明研究的责任?想清这个问题，可能要比一两项技术发明更为重要。

程莹：高校还是要练好内功，能力建设是最重要的，因为高校的国际水准是不会因为任何政策出台而产生任何改变的。

国家也是希望我们有真正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大学，所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政策，“双一流”建设方案在指导大学发展的同时，也是支持大学、服务于大学发展的，学校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争取办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