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约束地使用教育大数据一定会产生风险

记者：当前，似乎有一种将大数据神话的倾向，但教育大数据不是万能的，人的成长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在教育领域，是否也有一些方面是大数据不能解释和预测的?

江青：教育大数据可以修正教育过程，使之更加符合教育的本质，但教育大数据的确不是万能的。大数据可以很好地展现一个人的学习过往，也可以预测未来该学生的成长轨迹，但大数据预测他可能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可这名学生长大后却有可能走上演艺的道路。作为个人，我们不断地成长、发展、变化，而那些多年来全面收集的教育数据却始终保持不变。

戚万学：作为资源与工具的教育大数据，其往往体现的是对信息的告知而非解释。数据一方面在引导人们的理解，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误解的出现，所以正确使用是教育大数据解释与预测的关键。而且，教育大数据的获取，多数情况下还依赖于互联网这一平台，“离线”或“线下”教育环境中同样存在大数据，但数据获取的时效性、便捷性往往会受到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数据对事物的分析也并非万能，不能说任何事物都能够通过数据准确反映出来。例如，教育组织氛围、文化，学校的学术精神、德育实效性，学生的智慧、创造力、想象力等，则很难通过数据加以描述和统计。

记者：舍恩伯格认为：“我们对潜在后果和概率性结果的预测有加大教育不平等的可能。全面教育数据带来的首个重大威胁，并不是信息的发布不当，而是束缚于我们的过去，否定我们进步、成长和改变的能力。”对此，您怎么看?

戚万学：如果教育大数据被不加约束地使用，则一定会产生风险。人是发展性的、具有能动性的物种。过去的选择是清晰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但今天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则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有无限的变数，这些变数是大数据决定不了的，是不可预测的。这些不可预测的选择和既定的现实，将我们引向可知又充满变数的未来。大数据预测不是占卦算命，一切皆在这变与不变之中。

江青：学生家长，教育专家长期以来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问题和对学生的学业追踪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因为这是限制学生未来发展机遇的潜在威胁。大数据不但会放大这些问题，还会改变他们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改变看法，调整观点甚至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大数据结果需要结合行业经验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价值，否则将加大因为数据结果的不准确而带来的决策风险。

教育大数据科学发展还需迈过多道“坎”

记者：当前，我国教育大数据发展前景如何?当前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戚万学：随着我国“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方针的确立，《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的顺利推进，特别是大数据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教育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我国教育大数据的科学发展，还面临着观念层面、实践层面、技术层面等方面的困难。

江青：国家政策已经将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定为国家战略，对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都给出了产业引导和支撑。教育领域在应用大数据上也会面临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大数据思维亟待培育、大数据人才亟待培养、大数据相关标准亟待制定、大数据法律法规亟待建立。

记者：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江青：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教育部门、社会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例如，针对思维问题，可以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行业培训，出台相应政策措施，组织相关活动会议，展示推广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案例;针对人才问题，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等一些高校及研究机构已开始启动人才培养，但除高校培养培训之外，还应对在职的统计、信息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性的培养;针对大数据相关标准制定，标准制定机构需要大数据从业机构的配合，更需要大数据应用对象的配合，凡事预则立，标准制定是大数据产业有序健康发展的基础要件;无规矩不成方圆，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的问题，如隐私等，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否则，教育大数据产业谈不上良性发展。

戚万学：要真正实现教育大数据科学发展，尚需多方努力。首先是要有接纳大数据的态度，这是前提。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要强化大数据意识，形成大数据思维，自觉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解决教育的问题;二是要加强大数据系统建设的顶层设计，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统筹制定教育大数据系统的规划与建设的规范，为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提供大数据集成和共享平台，实现数据的流动、互通和共享;三是政府要出台相关支持性政策，鼓励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种社会力量开展教育大数据技术和资源的研发与合作;四是加强大数据领域人才的培养，我国教育大数据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人才的缺乏将是一个严重的限制。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将大数据列入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尽快完善本科、研究生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高等学校也应自觉承担起培养大数据专业人才的重任。（记者 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