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学界和媒体多方为国学学位呼吁呐喊，但国学学位拿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讨论时，多数评委投了反对票。国学学位遭到学者的质疑和反对，有其客观原因。国学概念出现于清末民初，其对应的是西学。面对西学的强势地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纷纷接受、采用西方分科的方法对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分类，如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这决定了国学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文史哲现代学科体系成立之时，也就是国学解体之日。这一点当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如钱穆先生说“国学一名”“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从历史上看，国学也只存在于清末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段时期，随后就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让位给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

今天人们重提国学，自然便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国学具体何指?与文史哲是什么关系?是要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学科呢，还是仅仅对文史哲做一种补充和完善?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如果没有清晰的说明，国学学科自然难以得到认可。很多学者并不反对提倡国学，不反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他们不赞成的是设立国学学科。曾参加过教育部学科评议组投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前所长张海鹏先生说：“我对目前的国学热持肯定态度，但这与设立国学学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2.国学的师资依赖文史哲

国学的特点是打通传统文、史、哲，强调学科间的融会贯通，但目前高校师资都是在文、史、哲的分科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且越来越有专业化的倾向，这就使得国学的理念一时难以在教学中得到体现。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例，国学院成立之初，学校决定从文、史、哲各学院抽调一名教授和副教授支援国学院，在课程设计上也是文、史、哲并重。

师资的缺乏还体现在很多传统国学的内容很少有人涉及，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没有专门的师资，人民大学国学院《尚书》《左传》两门课不得不从外聘请教师。但所聘请的专家或侧重于文字，或注重于文献，与国学的教学理念仍有一定的距离。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学院也普遍存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说：“我们开办国学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一大批传统经典今天已无人能够教授。”为此，岳麓书院把目光投向了北京，从社科院历史所聘请了姜广辉研究员。姜广辉先生到来后，先后开设了《周易》《尚书》《诗经》、诗词写作等一系列课程，教学一下带活了。据悉，湖南大学还有引进类似高层次人才的计划，但执行并不顺利。

处理好与文史哲等学科的关系是国学健康发展关键

解决国学的“户口”问题，前提是为国学正名。对国学，要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国学就是国魂之学，是我们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宏大设计，其研究对象是优秀传统文化，承担广义国学研究的，不仅仅是国学院教师，凡从事文史哲传统文化研究的学科、学者都可以归入到国学这一旗帜下来。而狭义的国学则是学科之学，是对文、史、哲学科体制的补充和完善。

1.作为国魂之学的国学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重振国学顺乎天，应乎时，合乎民

广义的国学是国魂之学，也就是大国学。它包括三方面的涵义：从知识形态来看，“大”是强调我们不仅关注、研究古代华夏、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关注、研究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从研究方法来看，“大”是主张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文史哲，培养通才型的学术人才;从价值观念来看，“大”是说明对传统文化不是采取简单鄙夷、菲薄的心态，而是应抱以敬意，持弘扬的态度，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格局下，通过创新研究，将中华文化之美展现给国人，展现给世界。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针对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四个“讲清楚”，指出对传统文化要“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今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讲话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要“讲清楚”优秀传统文化，返本开新，赋予其新意，就要需要一个大的综合学科，而国学显然具有这一优势。国学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也是我们强大自信心的精神源泉。为什么目前社会上出现“国学热”，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热”?这最好不过地说明，国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重振国学顺乎天，应乎时，合乎民。

2.作为学科的国学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可在人文学科下将“古典学”与文、史、哲并列为一级学科

回顾一百年的实践，尽管文、史、哲的学科体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并非尽善尽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传统学术的一些重要内容无法放进文、史、哲的学科体系中去。

例如，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文、史、哲的学科体制下，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学科，只能将其分割，《周易》放进哲学系，《诗经》放到文学系等等。结果《诗经》变成文学，只能探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诗经》中的鸟兽虫鱼，而三家诗、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而这些经书，恰恰在历史上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合理研究，这与文史哲的学科体系有重要关系。

又如，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独立的学问，包括少数民族典籍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少数民族关系研究、边疆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不论传统经、史、子、集的文献划分法，还是现代文、史、哲的学科分类法，都既不足以涵盖其学术内容，也无法体现其整体面貌和学术精髓。

西方除了文、史、哲的学科外，还设有古典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做整体、综合的研究。国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古典学相似，都是对文、史、哲分科的一种补充，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史、哲学科中的内容做一种整全的研究。故作为学科的国学，也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应该解决“户口”的并非广义的国学，而是作为学科的中国古典学。可以考虑在大的人文学科下设立哲学、历史、文学、古典学等一级学科。

3.汉学在西方科学体系中是独立完整的学科，与其视角对应的国学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可参照确定自身位置

如果说汉学是从“他者”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做研究的话，那么，国学则是从“主体”的角度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做出发展和弘扬。在当代西方学科体系中，汉学被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来对待，没有将其肢解到文、史、哲、考古等学科之中。欧美的许多一流大学设有汉学系，对中国传统学术作整理研究。1939年，牛津大学创立了汉学科，确定本科四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有正式学位。汉学作为域外研究中国的学问，早已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都设立有专门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机构。由此可见，即便从当代西方学术体系的角度来看，“国学(中国古典学)”也有其设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劲松  武汉大学国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