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高校扩招：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80至1988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在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全国高等教育战线，犹如百花齐放，各个学校都积极开展改革的试点，大有英雄比武之势。

例如，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工资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举措；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神童”教育风靡一时；华南理工学院搞理工结合，科研走在教学前面；深圳大学进行党政体制改革，提出党的机构要业余化、兼职化，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室没有编制，都得兼行政工作。

“现在很多教育改革的措施，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推出来的，而至今还为许多高校所效仿。”着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刘道玉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教育改革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以1999年扩招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学改革，“都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刘道玉说，1993年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学合并、升格、扩招，“抓了发展，而出现了冒进和浮夸”，“突出特征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

刘道玉认为，这些举措虽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问题重生，积重难返。

“总的来说，30年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涉及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总的来说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刘道玉的这种判断遭到许多人的反驳，本身也不无偏激之处，但也敏感地触及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热议高校扩招：

面对大学改革的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汤敏一直坚持：“不后悔谏言扩招，利大于弊”。

汤敏认为，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详尽采纳。他提出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也没有按照他期待的程度实施。

“在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这造成高校毕业学生非社会所需人才，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

汤敏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

一些教育界专家也有同感，扩招的做法是对的，教育与市场相结合也不能说是错了。问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是否到位。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初级层次可以限制在纯粹的教育领域内；中级层次可以追问到官僚阶层、教师阶层、学生阶层、甚至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集团）的诸多利益博弈与分配问题；更高层次的追问则关涉到中国整体政治理念的问题，即国家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教育、面对高等教育。

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缩小招生人数，等同于历史倒退。中国的大学改革已经被“路径依赖”框定，只能前进、不能倒退。从大学问题回到中国问题本身，甚至追溯到某些人类问题，这是中国大学改革必然面对的改革取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