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向媒体透露：今年上海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将于5月上旬全部结束，这次的每份志愿表背面均印有考生诚信承诺书，考生须签上自已姓名、报名号、身份证号，表示自已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正确的，并据此建立电子档案由考生再次确认。与往年不同的是，凡填了志愿又不去的考生要负法律责任（上海《青年报》5月6日A04版）。读了这条消息，笔者开始还觉得不错，可仔细想想觉得还是有问题。

    人们知道，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一个公民是否该负法律责任、在什么情况下该负法律责任，须得有二个前提：一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公民行为）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二是民事平等主体间就一定权利义务的相互约定，这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公民意识自治下的契约自由。而以此观点来看，上海教育考试院既不是一个立法机关，且与考生之间也非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一个主管教育考试的行政管理机关，那在此条件下，教育考试院在没与考生及家长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出一个这样的考生志愿承诺书，显然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对考生及家长相关权利的不当限制。

     还有，由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所决定，在法治社会中对其行为也有一个大的原则：即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所以对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来说，在法律没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都不得擅自对相对人设定权利行使的限制，否则不仅应属行政越位，且在法律效果上也是无效的。而再用如此的观点看，上海教育考试院的上述所谓的志愿承诺书，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同样也不符合法律对行政行为的起码要求。

    再有，即使退一步讲，如果考生签了上述的承诺书，但依法律情势变更的原则，一旦考生的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使得其原先的承诺失去履行的条件，那考生同样也可要求予以变更或免责，而在此情况下，如果再一味要求其履行承诺，不仅在法律上有失公平且在情理上也同样说不过去。

    所以，无论从考生的相关权利看，还是从法律对行政行为的要求看，或是在情理上，上海教育考试院的上述志愿承诺书都存在着相当的程序与实体缺陷，而此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上述部门还没能站准自已的位置。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也不得不问：“法律责任”该由谁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