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面落座的张信刚先生，文质彬彬，一派儒雅，也看不出刚刚从美国长途飞行的倦意。手边，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导读》中文简体字版犹自飘散着墨香。

　　他的心愿正在慢慢变为现实。

　　1996年张信刚接受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一职时，某次招生面试,发现考生提起唐诗，仅仅会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连20多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为他推进中国文化教育的最直接刺激。1996年校方开始策划中国文化课程，1997年大学教务委员会通过此方案，凡就读香港城大的学生，无论什么科系，都要修读6个学分的中国文化课程。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部教材。不是传统的教科书，而是按照专题，邀请北京大学及港、台的专家学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别撰写专章，论述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作为同学修习中国文化课程的基本读物。如此编排，打破了过去按朝代或年代堆砌资料的框架，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做了抉择，有取有舍，有详有略。”这本书从策划到试用本，经历了两年时间；从第一版试用本到如今这一版，又经历了三年的光阴，现在又出版了简体本，今年四月还将出版英语本。

　　香港城市大学1984年才创立，正是在香港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我们学校不是培养什么思想大师的，没有哲学系、宗教系、美术系和音乐系，我们培养的是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精算师，是香港所需的一些专业、有用的人才。但恰恰是这种人，如果你只让他会做会计，他将来就变成一个会走路的机器。会走路的机器和会思考的人，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就是希望他能够既有些谋生的技能，又有思想、品位和情趣。”

　　张信刚说：“我给专业、有用人才的定义呢，不是说毕业之后当时有用叫有用，毕业后四十年、五十年都有用，才叫有用。今后的世界瞬息万变，大家的心态、生活的形态都会改变，因此作为一个教育家，不是说这4年我教会了他什么就尽到了责任，而是要让他将来如何发展他的一生。”

　　“现在内地热议的通识教育，在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特用了另一个名词，叫全人教育，人的情感、人的体魄、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人对社会的关怀、人和人交往的能力，这些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工作的意义，现在要讲为时尚早，大概要等到这些学生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叫他们说当时念的那个课有用没用。”

　　到四月就要退休的张信刚还在张罗一个“世界文明史”，最顺利的话将于2009年始办，在2012年香港大学转4年制时全面推行。但城大及香港各大学都欠缺历史及世界史专家，况且城大的经费也有限，开支不能过高。张信刚自有应对之策，他的计划是从全球请30位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历史学者利用网络授课并批改学生习作。“我们学校请不起也不应该请一大批哲学家、历史学家来专门讲这个课。将来比如说哪个教员在埃及讲古埃及历史，甚至指着博物馆里的东西，在网上我们的学生就能看到。”同时，城大会定期邀请各地学者来做短期授课或演讲。张信刚说，中国文化课程以此形式开办，成本比面授便宜一半。为筹备这课程，张信刚利用半年的学术休假，四处联系及挑选学者。他表示：“退休后，不支薪，继续做策划工作。”

    文化校长C++工程，一项伟大的工作

　　张信刚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硕士读的是结构工程，取得博士学位是生物医学工程……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做过6年工学院院长，出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是因为他的急救发明——人工心肺机。

　　然而在香港，张信刚有个“文化校长”的称号。他曾说，在城大令他最自豪的是成立了英文语言中心、中国文化中心和创意媒体学院。他著有中文散文集五本，反映他对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及人生的关注。从1998年开始他就在自己家中举办“城市文化沙龙”，邀请内地和海外的文化学者、艺术家来恳谈。他还在电台主持人文节目“张信刚随想曲”……

　　他有两个故事流传。第一个，他在斯坦福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同屋是一位攻读人类学的美国学生，他们经常谈到三更半夜，“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西方文化和典故，他也转而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到中国。”这位同屋就是刚刚从美国加州大学退休的著名人类学家DavidJordan教授，而他的中文名焦大卫，就是张信刚给他起的。

　　第二个，2004年，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名字对香港人来说还太陌生，张信刚却对他的才华和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赞不绝口。并在下大雪的严冬偕夫人亲赴土耳其拜会，把他邀请到香港演讲。

　　据说，香港城大中国文化中心的正门有一副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张信刚在他的文章《万维网时代之中国文化》中，用一个计算机语言“C++”来描述中国文化中心的工作。他说，“C”是代表ChineseCulture，即中国文化。第一个加号是指我们对于先人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比较选择，摒弃对今天不合适的，保留精华部分。第二个加号表示我们要博取众家之长，自外国吸收养分。“我们应在数码革命之后的万维网时代努力创造一个比发明活字版印刷时的宋朝更加璀璨的新文明。我将这项伟大的工作称之为C++工程。”

　　采访中张信刚也提及中国文化对他个人的滋养。做校长不是那么简单，诸如预算、人事问题，还有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中国文化导读这个课程，需要教务委员会通过，一层层报批、一遍遍讨论，要游说，有几个人就不赞成，说学生量子力学都学不好，学这个干什么呀。“假如我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可能自己先就崩溃了，失望了，或者气得甩袖子走了，说我不干了。甩袖子走你的理想达到了吗？我自己坚定的一点就是苦尽甘来，寒来暑往，或者说居安思危，乐极生悲。不要说成功的时候就很自得了，也不要说苦的时候就很绝望了。工作心态要平衡。”

    得失之间我的本行现在落伍了，所以我才成了人家说的什么文化校长了

　　张信刚1990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离专业学者身份渐行渐远。那一年他在美国事业比较顺利，刚刚当选为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被请去香港科技大学，主要的责任就是找人，成立实验室，设置课程。“我当时心里想，三年把它弄完，然后就接着到我的本行。”

　　结果发现三年做不完，做了四年。之后刚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创建新的生物医学工程系，需要一个能把医和工结合起来的领导，“这个对我很有挑战性，也很适合我。我就去了，花了两年时间把那个系建立起来。干得正起劲的时候，香港这边又出了城大的机会，这时候人呐，要看心了。我要是想死心塌地在美国学术界一路做到底，不会来香港。从我在美国工作就希望能够做对华人社会有贡献的事，这是35年前就有的想法。”

　　但是，为他赢得学术声望的专业又怎么样了呢？“我的实验室搬过两回家，在麦吉尔大学，我第一次有自己的实验室，后来从那儿搬到洛杉矶去；我去匹兹堡大学的时候，又把我在南加州大学的实验室家当，瓶瓶罐罐，机器，搬到匹兹堡去了。我因为是院长嘛，所以还给我批了一间比较宽敞的实验室。结果那两年里，我都没有进去过几次，有些设备老实说连木箱子还没打开呢。

　　“所以我就认识到，人就只能做一件事，你去帮人家，就不能做自己的事。我做院长那两年，开创了一个系，得到基金会一笔很大的资助，把原来三个学院的人合到一起去，他们本来吵吵闹闹的，还互相卡位，有很多人事上的问题。我认识到，即使我继续在匹兹堡工作，我占的那间实验室，大概也用不了多少。所以我离开匹兹堡的时候，就把那些家当分了，给人家了。

　　“决定到城大，我就破釜沉舟了，那年我54岁。去做校长了，就不可能说将来哪天退休回来后，再做实验———人家十几年的进步你都没参与，忽然插队进去，那不行了。我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就得摆一边了。恰恰这十几年，生物医学工程突飞猛进，我这本行啊，原来走在前列，现在落伍了。所以我才成了人家说的什么文化校长了，搞文化。”

　　就那么放弃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专业，内心深处不觉得可惜吗？

　　张信刚没有直接回答“校长”与“学者”在他的内心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而是讲了他如何看待一次选择：“比如我有过两个选择，一个是南加州大学，一个是麦吉尔大学。后来我去了麦吉尔大学，发现南加州蓬勃兴旺，买个房子，什么都不做，就能涨价好几倍。而我到了麦吉尔大学后，魁北克闹独立，房子一直在贬值。可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麦吉尔有好的医学院，我的小孩学会了法文，我自己的法文也进步了。人都是这样的，有得有失了。”

　　话锋一转，他又说：“所以放弃本行，我给自己安慰啊——其实作为科学家，那种创意能力到了55岁以后，少数人还是可以的，多数人已经下滑。还有体力能不能承受的问题，我们做试验，往往一做15个钟头、16个钟头不能出实验室，就用电话叫一个比萨饼来，两顿饭都在实验室吃，常常这样。所以我想，放弃那个也不是错的。”

    理想校长对学术有所认识是最重要的

　　采访之前搜集资料的时候，城大一名学生的博客里贴的一张图让我过目难忘，那是迎新会上两三百名新生和校长张信刚的一张合影。不是我们概念里的那种“集体照”，校长和学生挤挤挨挨地席地而坐，无序而亲密，神采飞扬，还特别有时代感。这位校长的风格也能略窥一斑。

　　到今年卸任退休，张信刚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已11年。如果回顾总结一番，在他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应该什么样呢？

　　听到这个问题，张信刚略一沉吟，才说：“先跟你声明一下，我在香港最近尽量地不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人家老问我，你做得这么有声有色———也许这是对我的恭维吧，你的继任人应该有什么条件？我都不回答，一回答好像都是我在干预什么，而且肯定两个人不会一模一样的，我不能用我的标准去套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先说明，我的回答和正在遴选我的继任人没有联系。”

　　张信刚说，今天的大学校长其实承担着多重角色，但主次要有个排序。“我觉得理想的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术带头人，他要有学者的经历，要能够知道学者们的心态和艰辛，甚至是辛酸。能跟学者有共鸣，能够体会。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

　　可现在的大学既是一个学术机构，又和企业差不多，如果没有管理者的能力，也很难做一个校长。

　　但张信刚说：“我觉得如果找一个CEO去做大学校长，可能管钱管人更加明快果决。如果只是去管钱管人，那不如找个CEO；只是去找钱，那不如去找个什么募捐专家。做校长，不是这个人科学上有多大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但他对学术要有个认识。

　　“其他的，还要有组织能力、筹划能力，协调不同观点的能力，有容乃大的能力。要是说这一帮人你喜欢，那一帮人你不喜欢，那你大学一定搞不好。还要有和社会交流的能力，包括和记者谈话的能力，跟富商们打交道，争取资源的能力，另外还得去招募学生，等等。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承担的，但都不及我前面所说的重要，对学术价值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对学术领域看得比较准一点，像个引路人，定义方向。”

　　香港的大学有校董会，还有年报，但整个预算中从政府来的那一块占绝大部分，张信刚认为筹款压力比目前内地一些大学要小。“很多内地大学告诉我，他们只有30%多是从政府来的，其他的资金都是这个方法或者那个方法自己找来的。”张信刚认为，相对而言，在香港当大学校长比内地容易些。

　　11年校长，他的功过城大自有评议，他说：“我希望四月底依约退休时，可以带着自豪感与满足感离开城市大学，也就此结束我个人38年的大学教学生涯。”

　　当然不是说11年一向波平如镜，只是其中的一些滋味不足为外人道罢了。诸如2006年10月末，法学院的前院长翻出多年前的“无头无尾一公案”，还把他告上法院。

　　就此事，他在校内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除就事论事作出说明，还说到服务城大十年余，“在这期间，我作过大大小小无数决定，其中许多是困难的，也有不少是无奈的。这些决定自然不可能令所有人都支持或满意。这我十分明白。”“我只能说，我愿有足够的智慧，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行贿风波行贿者是内地的，然而另外两个品质很高的当事人也是内地的

　　“香港城市大学”这个校名与媒体报道的焦点话题联在一起，最集中的大概有两次，一是因为招生，它是第一批在内地参加教育部高考联招的香港大学，尤以招收了因高考移民被清华大学拒绝的海南状元李洋，并提供了44万港元的奖学金这一事件令人瞩目。再有，便是最近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女博士行贿索题”事件，三个多月前才由武汉赴城大入读数学系的女博士生陈静，考试前以一万元现金，意图行贿老师取得试题及答案，被香港廉政公署现场拘捕，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前途尽毁。

　　关于这两桩事件的报道中，“内地”、“香港”两个词频频出现，非常惹人注目。在采访张信刚时，提及女博士事件，他表示不想多讲了，然而他又慨叹：“这么年轻一个学生，居然出此下策！”“她自己的表白我也相信是真诚的，她这个人哪，就不肯输，她念博士以前一向很顺利，到了这儿之后发现，哎，人家都棒，不是她一个人棒，她就出此下策了。”“这种事情在我的36年教学生涯中是从来没遭遇过的，在香港大学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至少从来没有揭露过。对我们城市大学来说，不说不幸，至少是不巧吧，发生在我们身上。”

　　之后，张校长不待我提问，就接着说：“我想讲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个举报受贿的老师，以及那个数学系的系主任，都是在内地本科毕业，然后在海外拿了博士，并在海外教过一些年的书，再回到香港。媒体报道的时候，老特别强调这个行贿的学生是从内地来的，好像把这当作一个内地的错误，这样说不太公平。

　　“那个老师开始见到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钟头之后收到电邮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把电邮跟钱一块儿交给系主任，说我是教数学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系主任马上说这个事我们不能随便处理，要去跟学校的人事处问法律刑责的问题，这个意识很清楚。学校人事处很快咨询了我们律师顾问的意见，然后交给廉政公署去办。她把钱摆在人家那里，又有EMAIL，意图贿赂，这已经构成犯罪。香港有规定，凡隐藏或遮掩犯罪的行为，也是犯罪。

　　“这件事涉及的三个人：行贿者、教员、系主任，三个都是内地人。品质很高，见钱而不为钱所诱的，也是内地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然而报上很少提到，教授和系主任都是内地学者。人不能用地域来分，其实任何地方都有好人都有坏人。”

　　不受地域局限，让香港和内地的教育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是张信刚任职香港城大校长后很多举措的出发点。张信刚一直认为，香港人才高度集中，有很多优秀的教授，但香港生源有限，内地的教育市场很大，近年来内地大量扩招，师资力量十分紧张，如果不充分利用香港人才，对香港而言是浪费，对内地来说是损失。早在11年前刚上任校长时，他曾经写过5年大纲，其中就包括希望非本地生源达到10%—15%。

　　如今，城大博士生主要来源是内地的大学。张信刚的认识很简明：香港如果封闭起来就没有价值。国际化是重要的一部分，和内地的交往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张信刚，生于辽宁沈阳。台湾大学工程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通晓中、英、法文。1996年起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2000年至2003年间出任香港特区文化委员会主席。2002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的金紫荆星章，以表彰他在教育、文化及科技方面的贡献。

　　他是科学家，转身做了教育家之后，却在香港城市大学这个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标的高校推行起传统文化教育，或许，这与他对“校长”职责的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