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三年，关于民办高校的是是非非就没有停息过：非法办学者隐瞒办学性质、违规招收“本科”；一部分合法办学者或自夸办学层次和办学规模、或自吹教学硬件和师资力量，目的都不外乎骗取学生的高额学费。为了遏制这种信息欺诈，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今年将实施民办高校招生章程及广告审查制度。这个管理举措的积极作用是可以预期的，尽管与全国“两会”上所呼吁的引进体育比赛中的“升降级制”还有不小的距离。

    按照善良人的逻辑：从199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一次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以后，如果说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规范民办教育的法规，强调“管制”的成分甚多，那么2002年底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教育向放松“管制”的“促进”转变，这个法治环境理应顺势推动民办教育进入健康发展期，可是事实却没有遂愿。
    
    有分析说，凡真正的办学者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然而在物质欲望中沉浸了快30年的国民越来越多地梦想“一夜乍富”的浮躁心态，决定了民间办学群体的良莠不齐。其中那些揣着职业理想又遗失了职业理想的办学者，不是放弃在了办学中途，就是泯灭在了多年的挣扎之后。至于那个2006年底因涉嫌诈骗，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的重庆立信财经专修学院法人代表杨桦，受到质疑的就已经不是什么职业理想这个层次，而是办学动机的伪劣了。
    
    作为新一类的办学群体，民办高校经历了20多年艰难跋涉，吸纳了众多的受教育对象。迄今，在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学科专业、内部运行机制、资本运作等方面，相当多的民办高校还没有走出风险运行阶段，民办高校群体的生命力还比较脆弱，其中一些民办高校甚至正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据专家预测，未来15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持续增长的艰巨任务，一半以上要由民办高校来完成。这意味着民办高校从机遇型竞争走向实力型竞争的时代，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近20年严酷的优胜劣汰中成长起来的西安翻译学院，不仅向社会用人单位输送了6万名本、专科层次人才，而且以4万多名全日制住校生的全国民办高校规模之最，以自我营造在高考录取线以上的相对优质生源群体中招生，以创造并实践“双专业复合实用型”涉外人才培养模式和“5年不拿国家学历”同声传译人才研修模式，赢得了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及其家长们的欢迎和值得尊敬的知名度。从社会学角度看西译的成功，或许能给善良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俗语不幸应验。就在西译不遗余力地为有志青年打造利在千秋的“第二希望工程”，进而被美国一家民间机构排名为“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及大学校长”后，很快就被有人指为“排名造假”，一些没有到过西译却视西译为“洪水猛兽”的媒体也趁势推波助澜。然而，沸沸扬扬的“排名造假”风波，为何没有在西译故土西安得到媒体们的跟风炒作？深受“排名造假”困扰的西译院长丁祖怡，为何被评为“西安十大魅力先生”之首？2007年4月16日法院终审判决书的下达，终于解开了这一连串的疑问，西译的冤情大白于天下，法律为一度蒙受诬陷、诋毁的西译人讨回了公道。
    
    无中生有的“排名造假”黑锅，让西译人背了两年零五个月。其始作俑者似乎对民办高校抱有与生俱来的冷漠和成见，他们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民办高校的发展、运作仅仅一知半解，却不惜以偏概全、捕风捉影、铤而走险，到头来只能咀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有善良人还不明白：既然一年又一年的有志青年们需要西译这样的有理想、有创新、有成效的民办高校存在，那西译为什么又会遇到不怀好意的反对呢？其实，不怀好意的反对无非反映了社会上两种阴暗的心态：一是自以为抓住了西译的要害，其窃喜的背后是嫉妒心的膨胀；二是敲边鼓凑热闹，对西译的“成败得失”都鼓掌，其帮腔助势的背后是窥私欲的满足。
    
    “大国崛起”是2006年间引起海内外热议的一大话题。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在制度建设以外，如何从西方国家成功崛起的经验中汲取某些理性精神，以完成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应该是今天处在崛起初期的中国国民需要关注的。因为有着强调直达问题核心并剥离其周边的情绪化因素，强调超越并克服自身文化心态的弱点，以及强调实证而不是赁感觉臆想等这些内涵的理性精神，对于中国未来的崛起同样至关重要。为捍卫自身尊严的西安翻译学院此番奋起诉讼并获得终审胜诉结局的不寻常经历，不就是从民办高校群体的视角对这种理性精神回归和谐社会的又一次殷切期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