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领域的精英，尽管它包含了这一群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领袖意味着在各行各业里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他需要有坚定执着的信仰和理想，博大深邃的思想和想象力，在面对复杂问题而其他人束手无策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形势，迅速地指明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凭借巨大的感召力激励带领一批追随者，坚定不移地向既定目标努力前进，不断攀升一个又一个人生和社会的高峰，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业绩，为国家、民族、世界乃至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政界、学界、商界、艺术界乃至一切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引起巨大关注的领袖人物。

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设定这样的培养目标，也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培养出领袖人才?综观培养出大量领袖人物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几乎都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综合性大学

首先，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综合性大学。这和以培养工程师为主的工科大学完全不同。前者培养领导者，后者培养追随者——这里的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分类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也不意味着谁更优秀，仅仅只是一个性质上的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科特点的分类。也就是说，由于客观上存在着理科和工科的不同学科特性，决定了综合性大学更容易培养领导者。如果工科大学也要培养领导者，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当然这绝不是绝对的。

让我更清晰地阐明我的观点。托马斯·库恩曾经正确地指出，常规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解谜，“即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预期，这就需要解决各种复杂的仪器、概念方面以及数学方面的谜。成功的人，证明自己是一位解谜专家，而谜所提出的挑战正是驱使他前进的重要力量。”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其各个相继阶段的特征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假定自宇宙诞生以来，世界处于黑暗之中。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好比手中擎着一盏明灯，要去照亮眼前的“无知黑幕”。每照亮一片，人类文明就前进一大步，就越接近于自然界的“终极真理”。科学研究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对原始蓝图的更完善的实现——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从事理科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必须强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创新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生命源泉。工程师则恰好相反。他的任务是制造，不能强调创新，必须根据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去设计图纸和方案，然后严格按照这些图纸和方案去制造出实实在在的东西。工科强调的是一丝不苟的执行力，一个螺丝钉都不能安错地方。如果从事工科的人也强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给你一套图纸，你说不行，我要进行创新，那么盖好的楼、修好的桥很可能就会塌掉;造出的汽车可能发动不起来，或者发动了停不下来;发射塔上的火箭可能就会爆炸。当然，工程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图纸和方案进行修正，但那不能被称为创新，只能是革新。创新是根本性的变更，革新只是技术上的变化。从教育培养角度看，培养科学家和培养工程师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轨迹。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理科思维强的人比较活跃但失之严谨，工科思维强的人非常严谨但稍显刻板。事实上，活跃和严谨这两种性格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长处和短处而已。作为领导者，需要的恰恰是活跃的思维和创新精神;作为追随者，需要的恰恰是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力。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听话，出活，这是工科的特点——更关键的问题是听谁的话，出什么活。一项事业的成功必须依赖于这两种人的共同努力：领导者提供方向和原动力，追随者贯彻实施。

有人会说，既然这样，如果我们要求理科的人也具有执行力，工科的人也具有创新精神，不就两全其美，培养出最优秀的复合型人才了吗?从理论上说的确是这样。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这样的人将是非常罕见的领袖人物。我经常要求学生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要求理科的人具有执行力是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而要求工科的人具有创新精神则非常困难。这同样是由学科特点决定的。一般而言，严谨可以训练。一个思维活跃的人想要变得更为严谨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小事做起，每一件事都一丝不苟地完成，训练几年就会养成习惯，习惯就可以改变性格，尽管真的做到这一点也极为艰难。但创新精神从本质上说不可训练，它只能靠熏陶，靠感知，靠培养——所以本文的标题叫“培养领袖”而不是“培训领袖”。领袖气质只能被培养，而不能被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