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持人:徐校长您好!据我所知,早在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与国际儒联合作成立了国际儒学院;在山东大学,您同样是把国学当作学科来对待、来运作的。这使得您在国学学科问题上,一定有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与大家分享。请谈谈。

徐显明:谢谢《光明日报》给我一个与其他三位文科出身的校长交流对国学看法的机会。

中国政法大学在若干年前设立国际儒学院时,是以充分的理性思考为根据的。我们认为由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而责任与和谐具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资本主义视为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新价值功能。儒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识和接受是一种历史必然,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政法大学因学科多集中于社会科学而应增加人文学科,法科大学的学生欲学治国之道,亦应修备儒学。正因为有这些思考,所以与国际儒联一拍即合。

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是以西学为体例建立的,它与国学的路向恰好是相反的。西学的路向是分,我们的路向是合。如果把从合到分,再实从分到合视作中华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规律的话,那么今天确是到了一个反思过细的学科划分给人才培养和新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来复兴国学,其实是在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独特文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来寻找其必然性的。这实质上是在九十余年之后重新回答新文化运动当时遗留而未作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应有三种关照,其一是国学有广、中、狭三种定义。广义的国学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但狭义的国学,常把它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对此我们不能忘记它在历史上曾经被演变为封建礼教,而礼教是吃人的,也就是说,它有封建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复兴国学,对于其糟粕的方面要予以充分的警惕。其二是还要关照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意义,不能因为要复兴国学而否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人道、理性,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度与精神的文明形态,而且它们恰恰是传统国学中所缺乏的。当然,把科学奉为一种主义,形成唯科技论,其也是有害的,这是我们误解新文化的结果。其三应当看到现代科学的趋向是分工越来越细,没有分工,就没有现代科学。学科分工遵循的是“波罗尼亚”规律,即由门类到部门再到学科再到方向的四分法。波罗尼亚大学在十一世纪时,把全部人类知识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三部分,至十七、八世纪开始,学科分工进入第二历史阶段,尤其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洪堡精神影响到学科划分,其趋向就是更加精细。美国则创造了若干新学科。但西方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历来重视文理结合。学科划分与人才培养是两码事。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亦即计算机时代到来之后,科技创新的爆发点又回到了学科的交叉上,学科又出现了“合”的趋势,这种趋势正方兴未艾。其特点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需多个学科协同作战,学科间的壁垒正被打破。所以,“合”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学科的本质。因此,我们在设立国学学科的时候,应对以上三点作充分的关注,要审慎理性地对待这个新的学科。

另外,我觉得国学学科的设置应当是因不同的大学而异的。像北大、南开、山大、武大、中山、川大,这些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素以文史见长,文史哲三大学科都具有很强的实力。我的想法是,作为学科、学位主管部门的教育部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应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是否要单独设立国学学科问题,可以允许一部分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985”大学,自主设立三到五个自己认为有必要，且所研究的问题与对象符合学科要素所要求的自设学科,它们可以是二级学科,也可以是一级学科。在国家制定的学科目录之外,如果允许一部分大学自主设立三到五个自主学科的话,那么这其中就可以包括国学,这样就可以解决要不要设的矛盾。

四

主持人:谢谢徐校长。朱校长您好!2006年岁末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时我也去了。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您兼任国学研究院院长的第一天就表示,要争取早日给国学院物色一名院长;二是我注意到厦大国学院被安排在和人类学一个楼里。朱崇实:是人类学博物馆。

主持人:是啊。馆内的收藏有很多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陈嘉庚、林文庆创办的厦大国学院从民间收集来的。

朱崇实(点头):是的。

主持人:厦大的国学在历史上有属于自己的路向与追求,也为我们今天探讨国学发展之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国学学科该不该建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朱崇实:国学有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学科,我觉得关键在于对国学的认识。我个人感觉,现在对国学的意义认识得还不够。什么是国学?我个人认为,国学就是所有发端于中国的学问。上世纪二十年代厦大国学院成立时,其学科设置就不仅包括文、史、哲、语言、考古,还包括了医药、天算、地学、美术、法政、教育、神教、经济和闽南文化,而聚集在厦大国学院的学者的研究则涉及到经学、史学、语言文学、哲学、中西交通史、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编辑学,这是通常的文、史、哲学科所不能囊括的。西方人最崇拜的中国古文化之一是中国的《易经》。这里面有很多哲理,说它是一部迄今为止水平最高、内涵最丰富的哲学著作丝毫不为过。很多西方人从《易经》里面寻找人生观、价值观,去探求他所遇到的要面临的种种关系,从中寻找答案。怎么能够把我们所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华文明继承并发扬光大?怎样让它在现在能够更好地造福人类?我个人觉得,直到今天我们对国学的意义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非常赞同加强对国学的研究。

至于国学该不该成为一个学科,在我看来也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是受到什么影响,对这类学科问题好像是特别地看重。所以前面两位校长也举了一个特别贴切的比喻,将之比作一个人有没有户口。中国人对户口是特别重视的,户口是个要命的东西。一个人没有户口,什么也干不成。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要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经过我们全国人民、经过全党讨论以后定下来的。因此,我觉得可以把国学设为学科,能够让关于它的学习、研究、传播,包括让它的应用,都能够更加地系统化。国家应该给它一个更好的平台,去帮助它发展。

在国内高校中,厦门大学应当说是比较早地注重国学研究的一所大学。在1926年,厦门大学就专门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继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后,大概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所以当时有一批非常著名的学者,像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史禄国等等,都在这里做过研究。讲起这一研究院的成立也非常有名气,它是当时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教授极力倡导的。林文庆教授出生于当时的马来西亚,对中文几乎不会说,只识简单的字,接受的完全是西方教育。当他到厦门当了厦大的校长以后,意识到怎么能够让厦大的学生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就极力提倡设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时间不长,但却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所以,我们厦大又重新把国学研究院给恢复起来。我们也是希望像厦门大学这样的学校,应当在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一份新的贡献。因此,对于国学应不应该作为学科这一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主持人:好的,谢谢朱校长。

(录音整理：顾家宁　斯云龙　魏忠强　金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