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在本刊“提案助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小组”举行的“质量、规范与实践——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各大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院长和管理者纷纷对特别赶来听会的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涉外办学管理处处长闫炳辰以及唐晓青、孙洁委员表达自己的疑问。

迷茫——为什么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我一直很困惑，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但目标是什么?国外大学开展合作办学目标非常明确，一是挖走我们的生源，二是经济利益。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输出中国的办学理念，提升学校的国际地位，还是为了抢占全球的教育资源，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的呼声引发多位院长的共鸣。

孙洁说，中外合作办学“谁受益”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这几年随着保险学院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多，有更多、更优秀的学生正在进入这些项目并在学成后赴国外继续深造。这些学生在国内缴纳与其他学生相同的学费，这意味着学院必须投入很多的人、财、物，才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在学院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教学水平提高了，生源层次提升了，但很多经过高考激烈竞争、高分录取的优秀学生却最终流向国外被掐尖掐走了;我们的教育是开放了，也引进了优质教育资源，输出的却是优质生源。”

“如果说中外合作办学是一场‘跨国婚姻’，对我们来说连‘恋爱’都还没谈，北医的医学教育在全国是‘领头羊’，我们有全国最好的医学生源和教育力量，学校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但因为医学培养模式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又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合作办学这块一直停滞。我们也很困惑，是否需要开展这样的合作?”北京大学医学部国际合作处交流办主任李晓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中外合作办学“风生水起”的时代，是否“跟风而上”，这样的合作意义何在?

“为什么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很多学校比较迷茫，我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在于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但是一方面很多学校引进以后不知道如何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一些学校把开展合作当做‘敛财’工具，为了增收。但增收以后，质量是否提升了，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表示。

边界——如何开展合法化的合作办学?

“我们学校的合作办学才刚刚开始，但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参考，目前只有一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但是一到操作层面就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这两个文件远远不能解决，我们希望教育部出台更加详细具体的指导文件，让我们在实践中可以‘有章可循’。”北京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冯江鸿坦言。

“除了统招生之外，学校各种层次的合作办学培训班政策也不是很清晰，另外，我们一直想申请一个工商管理的合作项目，项目很好，但受制于学校已有一个EMBA项目，因此没有获得审批。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孙洁委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中外合作办学性质如何界定，比如我们一直按照低收费原则，但是跟我们性质相同的机构却比我们收费要高，我们是否也可以开这个口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中方院长、党委书记洪冠新问道。

“教育部到底支持什么样的合作，对方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这些政策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李晓佳接过话说。

“国外大学对于中国的大学主要是以‘985’、‘211’为评判标准，一听非‘985’、‘211’，立即‘变脸’。这显然不利于我们这些非著名大学开展合作办学，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分类管理。”北京联合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吴中平的呼声代表了多数普通高校的声音。

“我们现在缺乏一套认证系统，国内高校简单地以‘985’、‘211’为评判标准，对外方院校也缺乏资质认证，认为国外的就比中国的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副校长唐晓青言辞犀利。

可持续——“相爱容易相处难”

“合作办学一定是一种自下而上、发自内心的，可能先谈恋爱再结婚比较长久，如果是家长指定或者是‘闪婚’，合作起来会有很多摩擦。”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国际工程教育负责人李欣欣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个比喻得到大家的认同。

“合作过程中，由于双方文化背景、教育理念不同，产生很多摩擦，比如对方考虑经济利益多一些，又有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教学标准，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在实际中的一些灵活做法，因此如何在维护教育主权和保证原则的前提下，实现互相理解和融合，这是很大的挑战。”对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院长刘中良遭遇的现实问题，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执行院长胡正义深有感触。

“中外合作办学并不是只招收中国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但是由于中外双方在学位授予、学制、培养模式、师资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政府文件又没有对此做出相应规定，这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中外合作办学是为了教育国际化，但这些细节如果不能与国际接轨，最终将会陷入困境。”胡正义说，学院第一届学生马上毕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颁发学位证书。

“中国对于留学生管理比较保守，比如不允许中外学生在一起住宿，这就限制了中外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是否政策可以再放开一些。”吴中平表示。

“是不是中外合作办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开放了，相反我们开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项贤明建议。

“政府应做的是出台宏观指导性意见，今后还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不是所有事都由政府去做，未来政府也要购买服务，比如中外合作办学资质认证就应该委托给第三方。”唐晓青认为。

“我们希望几个委员把我们的声音带到上面去，希望政府把中外合作办学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对我们合作办学提供理论上、政治上的指导。”胡正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