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新周刊:港校为什么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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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内地大学高尚封闭的象牙塔形象,香港的大学,一切都是为你走进社会作准备,这里的校园文化,更像是务实开放的试炼厂……
香港的今天看产业,香港的明天看人才。
今天,香港仍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仍是沟通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最佳桥梁,仍是“一生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
回归十年,市场历金融风暴楼市崩坍而不倒,人气经SARS疫情而重振,经济因产业转型、CEPA机遇而复苏,整个城市将在全球化与中国的双重利好中迎接再度繁荣。“一国两制”之下,如何能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如何保持在贸易和高增值服务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如何深度参与世界对中国的开拓、积极分享中国的全球化成果?香港最需要的不是游客,而是人才。
今天的香港人口超过了690万,但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缺口也达到10万。全球招聘是一条路,吸纳专才是另一条路,但最大的人才提供渠道莫过于教育。目前,教育支出已成为香港特区政府最庞大的一笔单向开支,教育政策也提供了9年的免费基础教育和“3+3+4”的学制改革,教育目标也定为到2010年,让60%的香港高中生能够接受大专教育,让香港成为亚太区高等教育的中心。
而祖国数以亿计的生源,则是香港未来人才的新富矿。香港教育资源的相对优势和城市的世界跳板功能,也对内地学生构成吸引。回归第二年,香港高校就通过委托招生的方式开始在内地招生;到了回归第十年,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为12所香港高校提供优质生源。
去香港上大学,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紧密合作、共融互通的标志性图景。在招商引资、企业上市、区域结盟、产业合作之外,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向未来推进。
还是那句话: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
到香港上大学是因香港的魅力还是那儿大学的魅力?一开始可能是爱香港,而后来发现是爱大学。在萝卜大学和白菜大学之外,还有土豆大学可选择——为什么不尝尝土豆呢?
香港的大学正在让内地的大学紧张起来。
北京的某所著名大学在5月份刚刚对各院系的主要老师下了命令,7月份不许请假、出差或出国。每人派一个指标,到内地各省招状元。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这些培训的细节包括:老师要放下身段“求”状元的家长;要察颜观色,有时候不是直系家长说了算,可能是七姑八姨,那么谁讲话算数找谁商量;不能点了头就算完了,要拉了把表填好才算完事。
这个类似于“推销保险”的培训看起来好笑,却是北京的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等都在采取的措施,他们要面对一个很严酷的事实:香港的8所大学一字排开,面向内地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将通过全国高考招生,与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参加远程网上录取。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岭南大学等高校采取的是自主独立招生的形式,与内地高考与招生平行进行。
尤其是,香港大学甚至取消了英语笔试,计划在内地25个省市招生250—300人。
一位家长抱着必胜的信心说,孩子高考的第一想法是去香港念大学,因为“在内地上大学已经没有多少想象力”了。
到香港上大学,对家长和学生构成了一种新的吸引力,并激发了他们持续的热情和想像力。
为什么会是香港?
“香港教育已经错过很大的机会,在1980、1990年代就可以开动。”对于北京和香港状况都很了解的文化批评人陈冠中先生说,香港作为一个区域的教育中心,那个时代启动会更厉害。
香港最早只有一个公立的香港大学,1949年后,很多的私立的大专、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等兴起。1960年代,这些私立的大专发展得非常不错,其中三所大专合并成立为香港中文大学,由政府拨款。1990年代,理工学院也升格为香港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也是由最初的私立学院发展而来。
许多港人抱有同样的认识:吸收一点内地的好学生,冲击一下香港的学生。陈冠中举了个例,以香港最好的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而言,可能每年要招100名学生,但香港生源不足以支撑这个专业,可能招进来的学生不是都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如果扩大在内地的招生,就能很好地缓解这个问题。
香港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是环境,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都很愿意到香港来教书,香港为教职支付的钱比美国还高,把有名的教授请回来,大学排名就会提高,外界对香港高校的印象就会不一样。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张五常在香港大学,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而一位在美国圣母大学教书的著名朦胧派诗人也将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学担任四个终身教职中的一个,年薪120万港元,另安排一套房子。大陆文化学者如张隆溪、黄子平也早就投奔香港而去。年轻一代的许子东等人也富有活力。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哈佛博士毕业后,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了6年书,在他看来,香港的大学教育可以走得更远,比如,可以重新回到大学教育的“私立化”,使大学的治理结构更符合西方的模式。他曾有个设想,让科技大学说服李嘉诚投资400亿港元来办大学,科技大学随之更名,在此之前,政府每年拨款7个亿作为过渡,过渡7年之后,彻底变成独立的大学。他为此写过一个报告给校方,但据说“没有任何反应”。
可以说,香港的学者对大学教育的抨击比内地尤烈,李欧梵写过《过度管理——香港大学教育的危机》,丁学良写过《何为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在这样持续不断的论争和反思中,香港高校的开放性和活跃程度向上攀升。
香港是什么?
香港还是不是内地人眼中的文化沙漠?香港的大学处于全球高校版图上的什么战略位置?为什么对内地学子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1927年1月,文学巨匠鲁迅应邀赴港演讲,一班文学青年针对当时香港文学艺术活动万籁无声的状况,向鲁迅先生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茅盾先生也曾经写道: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抗战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并不过分……因此,当我在1938年2月底来到香港时,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的荒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陈冠中说:“从上世纪初20年代的争论开始,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的话题就留存到现在,其实是根本就不对的。”
教育专家杨东平也告诉《新周刊》:“现在已经不太有人提香港是文化沙漠了,这在以前是由于隔阂造成的,是内地人的一种傲慢。香港无论整体社会文明,还是大学内的校园学术氛围都是很好的。”
贾樟柯最新筹拍的电影是要讲1940年代的香港,许多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在解放前夕回国报效,使得香港当时成为智力中转站和国恨家愁的情怀码头。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和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以粤语歌曲和粤语电影为主要代表的香港产品散播到世界各地,在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引起了人们对香港文化的重新审视。但是有了商业和大众化的娱乐仍然被视作“文化沙漠”,将文化上的正统与之隔离开来。
然而,香港文化造就了饶宗颐、李欧梵、金耀基、查良镛等当代大师,孕育了郎咸平、丁学良、董桥等一批具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也包容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龙应台等“异类”在香港的发挥。
香港,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外部环境,对内地而言,它是自由港口,对西方而言,它有东方传统。因之,在香港,读大学大有“背靠东学、面向西学”的绝佳战略地位。
在美国的学者薛涌语出惊人地说:“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担心。他说:“许多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看看香港这些大学的师资,内地大学早已不能望其项背。”
香港的大学舍得在学生身上花大笔奖学金,2007年,香港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预留了840万入学奖学金,可资助60名内地优秀学生每人14万港元的入学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也不落后,其奖学金政策为提供约100名名额给予内地学生,每名学生可获得总值约50万港币的奖学金,分4年发放,每年12.5万港元。
薛涌感慨地说:“大陆的精英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不好的,纷纷以去香港为首选。等学生素质提高了,香港的大学就会在各方面建立对内地一流大学的绝对优势。”
陈冠中也表示:“香港高校的奖学金加上具有吸引力的外部,可能是内地学生愿意首选报考香港高校的原因。”
香港的高等教育正在卷土重来。1997年之后,与内地的高度互动、互访和互通,使得香港迎来了自己的教育回归。
19世纪牛津大学教授纽曼写了一本书,就是有名的《大学的理念》。在这本书里面,他对大学的理念做出了概括,大学就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想的高级的保护力量。
杨东平说,内地高校和香港高校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两种教育模式。香港高校遵循的是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通才教育原则,其真正目标是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公民教育。
“好学生的标准会不一样。”杨东平说,“内地的高考高分学生到了香港需要接受一次洗礼。”
杨东平说,如果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咨询报考内地还是香港的大学,他会“毫不犹豫”地推荐香港,因为“香港任何一所大学都比内地一流大学要好”,“国内名校的办学模式相差无几,而香港高校完全不一样,这是两种教育模式的竞争”。
1999、2000年的时候,杨东平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呆过一段时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学生社团活动能力之强,“一个星期的学生活动可能是内地学生一个学期的活动之和”。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发生过三起校园风潮。一次是刘遵义校长到任后,推进国际化双语教育,引起学生们的反弹,认为有违中文教育的基本价值;第二次是学生们发起的“护树运动”,学校要铺路,需砍掉50年以上的树木,学生们把每棵树上都系上黄丝带,轮流值日看护;第三次是关于校刊上副刊内容的情色调查,也搞得轰轰烈烈。
使教育学者杨东平感慨的是,香港高校的学生深度地参与到校方事务的管理中来了,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内地大学流行一时的更名现象,学生们的反对声就从来没被正面听取过。
2000年,香港大学授予李光耀荣誉博士学位时,也引来了港大有些团体和学生们的质疑,认为李光耀在任时的威权有违“价值准则”。
尽管香港有些大学的校园很小,不如内地大学的一个分校面积,但是香港的高校教育正在通过各种积极的努力,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行走。
“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柯尔做过一个统计,全世界在1520年之前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其中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大家可以看到,不以赢利为目标的这些组织,最具有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类似一个宗教组织,它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就是mission。”
以上这段话来源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一个讲座上的录音,内地的大学管理者们并非不清楚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但他们只能在另外的道路上做着尽量正确的事。
即便是每年只招1300-1500人,即便全额奖学金名额每年只有200人,当包括香港树仁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珠海学院在内的10所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时,报名人数与录取数仍达40:1。香港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参加内地统招,亦赢得内地优质生源和状元。香港的大学魅力何在?我们领你巡游其中的9所。
港大:最具领袖气质的大学
文/裴谕新
校龄:96
校训:明德格物
金牌专业:精算学、土木工程学、商学、医学、法学
校长描述本校气质:港大要发展成为国际大学,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大学”。
著名校友:孙中山/张爱玲/许鞍华/陈方安生/范徐丽泰/梁爱诗/梁锦松/朱光潜/张婉婷/廖秀冬
本校近期新闻事件:2007年5月22日,香港大学启动全球首个全面研究发展昆曲的计划“昆曲研究发展中心筹备计划”。截至6月1日,计划招收250至300名内地生的香港大学,已收到内地学生的入学申请逾9000份。
的士在港岛半山般含道停下。司机说:“这就是港大。”还记得那一刻的惊诧和犹疑。这就是港大?香港人心目中最好的大学?出过陈方安生、梁锦松、范徐丽泰的大学?据说特首曾荫权当年也是考取了港大,却因家贫而弃读。这样一所大学,想象中应是有着华贵或者庄严的大门,令人望之而敬仰之。而眼前所见,却是一道一道折尺一般的石阶路,悬匾上书“香港大学”四字,据说还是建校当年的模样。
校园依山而立,山梯和电梯把一座座摩天大楼连起来,很多共同活动区域不过是借用了建筑物的底楼——在寸土寸金的港岛,这样的布局也只能得到谅解。图书馆侧上方的荷花池,有校友孙中山的坐姿雕像,但人们感兴趣的还是池中的荷花开了几朵——别小看这小小的池塘,这里可能是港大视野最开阔的地方。电影《玻璃之城》中,吴彦祖向张燊悦示爱,这个池塘就扮演了最重要的一角。
曾有内地来的朋友建议学校迁址,或者在面积开阔的新界等地建立分校,就像国内高校最普遍流行的做法一样。这样的动议若干年前也曾在港大被认真商讨过,结果是:不迁,不建分校。政府只在学校临近拨出几块地皮,建学生宿舍和运动中心,和发展越来越壮大的医学院。一座学校的地址可以轻易变更,可是附着在原有的格局和建筑之上的那种文化历史积淀,新的旧的文化传统和校园氛围,就像这座小小的荷花池,一经变迁,那些美好的记忆也就找不到滋生之所了。
在校园里漫步,张爱玲笔下那些幽暗的石阶,不期然就会与我脚下正在踏响的这一个相遇。于是常常就会揣想这个当年英语总是全年级第一的港大女生,她曾经以怎样的心情在这条石阶上奔驰?然而张爱玲纵然有巨多的张迷,却不足以支撑起港大学子的集体记忆。他们感触最多的,还是港大所特有的舍堂教育,不管是否亲身经历过。
舍堂教育的精髓是“搏尽”。从南京来的阎延,在太古堂住过三年。先是加入新生训练营,每天5点钟起床与舍友们一起跑步,做舍操,唱舍歌,各个楼层也有自己的楼操与楼歌,都是舍友们自己编排。这些歌与操可不是随便比划比划就行,楼层与楼层之间要竞赛,舍堂与舍堂之间要竞赛,学校与学校之间也要竞赛。输了的要受罚,就像《玻璃之城》中展示过的,站在楼下等一楼的人向你泼冷水。赢了的,就把奖章摆在设堂的展示柜里,毕业了还可回来看看,向舍弟舍妹讲述自己的光荣事迹。阎延在新生营里魔鬼训练了两个星期,每晚只睡两个小时——不夸张地说,一口粤语居然就讲得以假乱真。“脑子里只想着搏尽二字,还管什么脸面不脸面?”阎延这样解释自己被开发的语言天才。
舍堂教育实行学生高度自治,近年来也有被诟讥之处。原因是个人主义风气日上,越来越多学生宁愿一个单纯休憩的宿舍,而不想把精力过多放在参与舍堂活动上。国内来的学生有相当多的兴趣通过舍堂活动了解香港文化,国际交换生们在融入以广东话为主色的舍堂文化上就有些力不从心。而学校本身又有很多学生社团,以兴趣为出发点,比如观星会、射箭馆、话剧社等等,无形中分去了舍堂的力量。这种情势之下,由校长徐立之推动的“通才教育”,似乎更顺应个人发展及社会需求。
以港大年轻但是却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为例。本科生们可以自主选修新闻学、社会学、哲学、生物学、医学、计算机……只要主修科目达到最低学分,其他科目任由自己的兴趣选修,不分学院与课程,一样计入总学分,达到一定学分要求即可顺利毕业。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说:“教育是什么?是转换。中文的人才转换成英文的人才,计算机的人才转换成传媒的人才,平面传媒转换成影视传媒,精英转换为领袖。”这样的转换背后,靠的是优秀的资源配置与“打通”。《纽约时报》的总编可以通过电视会议为学生解释日报一天的流程编排;《明报》的总编可以担当“师友计划”中的导师,为几位学生解答学业之外做人的道理;学生们从第一学年的寒假开始,就到中央台、新闻集团、印度传媒等等国际媒体实习。中心和整间大学一样,采用的是英文教育,然而这样的实习计划,让学生们到了中文媒体也一样应付自如。
正像校长徐立之所说:“香港大学要建成国际一流的大学,首先是一所国家大学。”国际化不是全英文教育,不是有多少国际一流学者或者国际交换学生,它更多的是一种视野,一种以全球新资讯武装自己并在国际版图中找到自身位置的态度。香港的位置,就在于其背靠内地。香港大学离不开这个立足点。陈婉莹教授这样解释传媒中心之所以可以调度起全球媒体精英的缘由:“他们都明白中国是热点,是全球经济的热点,是世界发展的热点。”
香港大学书店里,鼠标垫上写着这所古老大学不老的雄心:“为二十一世纪培育领袖。”想来,这种培育不是拉练式的,而是在通才教育的自由气氛中,为每个人找到一个合体的发展契合点。就像这所依山而建的学校,不放弃传统,也不固步自封。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在原有的位置上,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香港岭南大学:最灵动优雅的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最具应变力和创意的大学
香港公开大学:最开放的大学
香港教育学院:最具广角视野的师范学校
香港浸会大学:最精致的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最具奇迹效应的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最有经济头脑的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最具人文气质的大学
关于学制、校园文化、教育服务
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施行正宗学分制。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香港大学中的“问责机制”,每年6万港币的学费不是白交的。
“学分制”这种说法,内地高校与香港高校皆有,区别在于,对于内地高校来说,这真的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课程表会在开学的时候发到个人手中,选修课纯属点缀。课程仍然在主旋律下进行,想弄个副修或者转个专业,难如登天。
而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施行正宗学分制。简单说来,只要上课时间不冲突,你一个学期上多少门课都没有问题,腾出一整年来实习或者旅游都可以。选课的自由度和课程的可选范围也大得多。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中,你的专业生涯可能随时发生变奏,转专业易如反掌。所以常听说有人从生物转去学法律,或者学金融的辅修了艺术。
这样的客观后果就是,“班级”这样的建制彻底不存在了,而专业与年级的概念也被大大淡化。你会经常与不同专业(甚至跨文理)不同年级(甚至研究生)的人一起上同一门课。课堂里、宿舍中、考场上,举目四望皆是陌生人,与内地相比,少了一点轰轰烈烈,多了一丝鱼龙混杂的感受。?
伴随变奏的自由而生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痛苦。香港高校学费昂贵,折合到每一次课(通常一次课为三小时)的费用大约是600~800元,打个小盹的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这钱绝不仅仅是花在那三个小时的课堂上的。香港高校的学习过程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绝对会“痛苦”得让所有人都备感“物超所值”。在内地大多数高校里,一门课通常就由一两次考试或者一两篇论文决定,一咬牙一闭眼,再难熬都过去了。但是香港高校考核制度设计之细密(见TIPS-1),就像一架庞大得你看不懂操作规则的机器,进了学校就像被看不见的扳手当成了齿轮拧在了传动链上,一切都只能随着这机器轰轰隆隆学海无涯苦作舟了。?
小组作业永远是香港无涯学海的主旋律。三五个同学要共同完成一个通常包括主题甄选、数据收集、问卷设计、调查采访、数据分析、图像和视频的采集与编辑、幻灯制作、现场演示、报告整合等环节的庞杂项目(该流程通常为商科学生作业所采用),工作量匪夷所思,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分工与合作更是巨大难题。于是香港大学生的一天通常就由上课与“倾Pro”(倾=粤语的讨论,Pro=“Project”=小组作业)组成。
香港高校的另一变奏曲,是源源不断的实习与交换。香港部分高校的暑假实在长得变态——四个月的暑假,怎么打发?学校不仅会安排大量暑期课程供学生选择(通常是各类小语种的学习班),还有大量的在公司实习、去海外游学以及领袖训练计划的机会提供——几乎没有人会闲着,几乎没有一天能闲着。
如果这还不够补充你的大学生活,别着急,还有交换生。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欧美学习生活,这种在内地需要挤破头才能争得的机会,在香港高校里俯拾皆是。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每年有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也都不少于400个名额。
调查显示,这正是内地学子选择香港的最重要原因——81.7%的人看重香港的大学更为全球化的背景。国际化背景带来了多元文化,各种不同肤色、国籍的老师、同学频繁地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于是,全英教学成为这里的必然。
在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学使用“两文三语”进行教学(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普通话),其余高校都施行全英教学。教材、讲课、作业、论文以及与老师私底下的交流都要求全部使用英语。对于老师来说这没什么难度——香港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具备欧美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大学生毕业之前也必须通过雅思考试。于是香港大学生花在玩抒情、装忧郁、上甲课干乙事等事上的时间自然也少了许多。这样学下来,扎实是扎实,却也少了几分大学校园应有的惬意与诗意。
TIPS-1:
20% 某指定书目的书评报告(15页,全英文写作)
20% 随堂测验 (共三次,考试内容从厚达800页的全英阅读材料中选取)
50% 小组作业 (每组5个人)
-20% 堂上演示 (演讲与幻灯片演示,其中20分钟演示,10分钟答问)
-30% 学期论文 (25页,全英文写作)
10% 课堂参与及出勤 (网上论坛的讨论和课堂上的发言)?
注:最后得分若采取“Live Curve”(动态曲线)方式,总分再高,也只有前10%的人能拿A。若采取静态方式,那就是90分以上才能拿A,考89分哪怕是第一名也无济于事。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某门研究生课程的课程提纲
大学男生趿着拖鞋、拎着破包往图书馆神游而去,大学女生在清晨的湖边默默朗读的情景,直到今天,还依然是中国内地高校的代表性风景。无论商业浪潮怎样席卷象牙塔,象牙塔始终是象牙塔;无论毕业就失业的命题多么严峻,内地的大学生,仍然愿意带着理想主义的自尊和高傲,和社会保持矜持的距离,尽管所剩不多。
香港的大学则不然。在香港的校园里,随处可以看见西装革履、鞋跟尖尖的白领男女们,他们不是师兄师姐,他们很可能只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为了一次“上庄”、一个presentation、或者一个High-table
Dinner,把自己装点得和社会零距离——抱歉使用了这么多洋文,在香港的大学文化里,这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住Hall几啊?我在Hall六”、“我在读French的Course”、“这是我们的friend”、“今天我们Lab的人集体出去relax”、“你book了房间没”。
相比内地大学高尚封闭的象牙塔形象,香港的大学,一切都是为你走进社会作准备,这里的校园文化,更像是务实开放的试炼厂。
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这首先表现在地理上。沿袭了英美传统的香港校园,通常都没有围墙。例如香港大学,走在薄扶林山道上,你基本上很难辨清,依山而建的房子,哪些是居民楼,哪些是港大的校舍。而在心理概念上,由于大学里没有班级的概念,大家为选了同一门课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课毕猢狲散;宿舍也不是安排的,而是自己根据价钱、条件申请,就像住宾馆一样,尽管舍堂(宿舍楼)会有各种活动,但半年一租的房子会让你不断变换室友。没有哪种牢固的集体关系会持续三年(香港现有学制是本科三年,不过即将改为四年学制)。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社团。
不比从属于各种党团委的残疾社团,香港的大学社团、俱乐部绝大部分从属于学生会,而学生会,则是直接在香港特区政府注册的社团组织,财政、管理、运营均独立于学校,并且可以对学校管理层形成制衡。
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这个学生会自从1945年开始,就是一个只对香港政府负责的独立社团。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100元港币会费,以及日常的经营投资。学生会有2000万资产用于投资,每年投资回报大约有200万。他们有自己的大楼,并用这些资金开设自己的复印中心、合作社、雇佣8个全职员工,交付独立的电费,以及支持下属104个社团。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心动魄?这些大学生,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的社团。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学生会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都可以申请休学一年,专门料理学生会事务,并拿一定的工资。
如果你知道,200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曾因为学生会的抗议和弹劾下台;如果你知道,研究生每年多了十几天的假期、校园里的便宜巴士、新的咖啡馆可以因为学生会的提议增加,而一个让人讨厌的舍监(相当于宿舍主管)、学中医学生的英文考试可以在学生会的要求中消失——你可能会明白,自由民主的香港,在大学试炼厂里,就已经诞生了。
来自南京大学、现在港大就读计算机博士的陆恒是香港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他领导的这个社团与学生会拥有一样的权力,就是在学校的决策委员会里,占有一个至两个席位,对各类决策拥有支持权和否决权。作为来自内地的学生,陆恒说能深入参与香港的大学社团是一件幸事:“你会很快了解这个社会的体系、规则”,他最喜欢的,则是这里社团的“独立性”。
试炼厂文化的另一典型特点,就是社团的“上庄”。“庄”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政治上所说的“内阁”,“上庄”即是“内阁竞选”。香港的大学社团选举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一个领导组阁,以内阁整体参与竞选,每次换届,就是从会长到各部长的全部阁员大换血。前文所提到的白领男女们,就是当学生变身阁员、外出拉票的典型装扮。如果你能在九月十月来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可能经常会遇见课室门口、餐厅门口、教学楼门口乱蹦乱跳冲你说“Morning!”“A Happy Day!”的一群职业装男女,这就是“庄”在拉票了。课间,你甚至可以看见一些“庄”别出心裁地在教学楼道里大跳“小新舞”,或者上演超短话剧,穿正式的衣服化奇怪的妆,吸引你的注意和选票。
竞选的真意可能在孩子的搞怪里给掩埋了,但搞怪也需要管理能力,吸引眼球也是为了依赖民主,这样一想,香港的大学试炼厂,还真让人跃跃欲试。
服务:你是上帝VS我是上帝
从内地来香港城市大学交换的学生Connie告诉我们,初到香港校园,印象最深的,不是英文教学、不是学生社团,而是问路!
“我晚来了一天,没有赶上新生会,那天是周六,学生事务处关门了。我站在校园里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找谁,因为没有班级,宿舍也是自己定的,离校园很远,据说要坐车。”Connie说她提着箱子很无奈地向一个负责车辆进出闸门的保安问路,没想到,这个保安立刻放下手头一切,四处帮她打电话。电话打到学生事务处,没人接,然后打到宿舍楼,又没人接。Connie说,就惊讶地看着这个毫不熟悉学校事务的保安一通电话,居然找到了她未来宿舍的舍监,舍监在电话里详细地给她指路,又在她到达的时候在楼下迎接,还给了她一个“warm hug”。
Connie讲起半年前的事情依然感慨万千。许多在香港的内地学生,都有同样的感慨。“这里的学生简直是上帝,太幸福了!”浸会大学三年级的内地生Vincent说。
很不厚道地设想另一个情景:办某事,找A,A说不归我们管,你找B;找到B,B很不耐烦:我们不知道,你找C;汗流浃背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C处,C笑眯眯地说,这事儿我们不管,还得A管——有没有崩溃但却似曾相识的感觉?
香港的大学,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他们的“问责机制”,姑且这样叫,意思就是在学校管理部门中,只要学生有事儿找你,你不能不管,即使不归你管,你也得帮他找一个具体的负责人出来,交到他手里,你的任务才算完成。而香港的大学行政机构设置之严密,权责之明晰,本身也规避了学生站立校园、茫然四顾却心下凄凉的可能性。尽管没有固定的集体制度,每个本科学生却都有配备导师,实在茫然四顾了,哪怕失恋了,打电话给导师吧,他会管你的。
香港的服务是公认的出色,大学里的教育服务也是一脉相承。在香港大学,国际标准泳池全天免费向学生开放,体育场馆只需要一张准入证,也随时对所有校友开放。学生的医疗保险很健全,基本上全部报销。但是,态度良好归良好,服务毕竟不是白给的。
要不,内地在香港读书的本科生,每年6万港币的学费,难道白交了?
其它:
银子:
香港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2万港币,而内地来港读书的要收6万港币。由于香港的物价较高(饭钱20=内地5,车费5=内地2,超市食品费用大约相当于内地物价的三倍),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要大约2000港元。住宿费另算,各大学、各宿舍楼价钱不等,双人间房租在每月1500-2000港元之间。总的算来,要来香港读本科又不指望拿奖学金的,三四十万的银子得准备好。
冷气:
初到香港的内地学生,都会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经历一次严重的感冒。因为不论春夏秋冬,香港室内的气温由空调维持在20度左右。新生报到的时候是9月,香港室外还是夏天,30度的气温实属平常,而进到教室或图书馆,20度的冷气会让你起一身鸡皮疙瘩,之后喷嚏连连。没有别的办法,在香港上课,记得书包里常备件长袖衣服。
Book:
不是“书”,是“预订”。这也是香港高校一个不同于内地的习惯。想参加社团活动吗?先Book吧。象征性地交50元定金,预订你的位子,参加完了,钱原数退回,缺席的话,就当交慈善费了。想打篮球、听讲座、借用教室、自习室吗?只要先在网上Book好使用的时间,到时候,场子一定是你的,干等,却是没有用的。
电邮:
这是每个香港大学生都必须熟练且频繁使用的工具。因为没有班级,也没有班长,所以所有考试通知、成绩通知、改课室通知、作业通知、讲座通知都是通过电邮传达给你的;你还可以预订你感兴趣的学生社团的消息,比如电影节的通知、音乐讲座的通知;另外,学校的学生事务处会时不时发一些找工信息、宣讲会内容,或者实习、交换生的申请机会。阿弥陀佛,不勤查邮件,你一定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