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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苏大教授王锺陵:构建文学史革新理论体系

“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王锺陵的《论神话思维的特征》……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在1992年3月23日写给其弟子戴汝为的信中,时年81岁的钱学森先生曾如是说。

信中提到的王锺陵,当时49岁。王锺陵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在国内最早开始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与转型,将研究与创作并举,涉及古今中外文学以至哲学、历史等众多领域。

构建文学史革新理论体系

唐前文学及文学批评是王锺陵的研究重点。谈及当时状况,他表示,“开始进行唐前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一股向前走即革新的冲动,但路在何方尚不清楚。方法热虽一时腾起,却没有实绩。”那时整体古代文学研究处于想突破却无法突破的状态中。

王锺陵从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探究入手,构建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他先后完成了《中国中古诗歌史》、《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学史新方法论》三部代表性著作。王锺陵说,“三部书,构成了我的文学史革新的完整理论与实践体系。”

王锺陵在《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部分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有机联系的新研究方法:在民族思维发展的基础上、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动态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将文论史研究纳入文学史研究中,将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等。《文学史新方法论》则在中外文论史上,第一次对文学史的巨系统运动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论述。在《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王锺陵提出了一种新发展观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此著的文化—心理研究和对神话思维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十五年完成《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文学史革新是王锺陵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1993年秋季至1996年,王锺陵集中精力研究《庄子》。而在随后的十五年——1997年1月到2012年5月中,王锺陵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写作上。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总篇幅达450万字。王锺陵为完成这一著作,持续写作15年、坚持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这种艰辛努力,使他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甚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曾有关心我的朋友以为这样拼命不值得,但我知道,要完成一项大的工程,是必须有献身精神的。”

谈到写作《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原因,王锺陵表示,“在西方,20世纪种种文论流派此起彼伏、错综交织、相生相克,西方学界自己往往也未能清晰地理清其关系。我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表明中国人有能力理解并消化西方文论,有能力理清这种种流派间的复杂关系。”促使王锺陵坚持下来的动力还包括超越国外同类著作、建立一个新文艺理论体系的愿望。同时,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敦促着王锺陵不断向前,“此前三部著作的成功,给了我信心,也给了我压力,这部书的写作便是我试图超越自我的实践”。

心愿归心愿,做起来却极为艰难。《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研究目标要求将哲学与社会思潮、各种文体以及各种文艺类别都囊括在内,阅读量、工作量极为庞杂。

“课题的困难巨大,但优势也明显。”王锺陵表示,将一个世纪综合起来,才能够将其整体性的模式概括出来,进而厘清各种文体由于其内在本体的差异而在同一模式下呈现出的不同发展轨迹。

将《庄子》研究作为又一次冒险

“楼台精致,还要堂庑阔大,才能有气象万千的雄伟建筑群矗立在地平线上。”王锺陵将“惟精惟勤,务远务大”八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做学问要在精的基础上求大,惟精才能有真正的大,惟大才能更精。

“学术研究如果不期然地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可能是幸运的。但是要记住,学术研究,特别人文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属于民族的,要将自己的研究融合到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学术研究的世界价值,是从民族价值中生发出来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王锺陵时时以这种使命感鞭策自己。“我们民族文化的新构自‘五四’以来就开始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一新构在新时期又重新启动。”他表示,文学领域的新构一是文学史研究革新,二是文论史研究革新。致力于完成这两项研究的创新,是为了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王锺陵对古籍研究或说国学研究的创新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尚书》、《左传》这些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典籍,我们至今还处于或不能读懂、或不能深入理解的境地。其中特别是《庄子》的难度是最大的。”王锺陵正以《庄子》研究作为对国学研究创新的实践。他表示,要完成全书,前路相当艰难崎岖,还得做艰辛的努力。“这是我的又一次冒险进军,迎难而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9-15 A02版